推荐序
寻找革命的灵魂──《压迫与自由》中文版序 对许多读者而言,西蒙.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彷彿是个幽灵,会不小心出现在其他作者的笔下,但却又面目模煳。这一方面与韦伊着作的出版史有关:她所有的作品都在她过世后才编辑成书,生前只有少数文章发表在一些罕见的杂志上。因此从第一本书的出版开始,她就彷彿是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她确实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奇特的现象,使得她身后一直难以摆脱基督教圣徒的形象。
另一方面,台湾读者对韦伊的印象不深,也跟韦伊作为思想家的生命历程有关。韦伊在世的时期,并未与当时的思想界有太多的互动,她一生中也并未刻意追随学术流行,赚取名声;相反地,她深入参与的,却正好是台湾出版较少的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韦伊生活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战间期,这也造成台湾读者认识她的困难。
正是因此,本书的中文版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透过本书,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西蒙.韦伊作为思想家的生平,以及韦伊所反思的主题;最重要的是,出于历史的理由,这些主题与韦伊所处的时代,对我们而言并未真的成为过去。换言之,本书是一片拼图,同时属于三幅图像:韦伊生平、共产主义运动,与当代中国。本文将依序说明,希望有助于提供读者更清晰地认识韦伊,以及这位独立的思想者与我们的关系。
一、韦伊:行动的生命
本书最初的编辑是阿贝尔.卡缪,出版于1955年,是卡缪收录于「希望」丛书的韦伊文集第六册。特别的是,这是韦伊死后出版的作品中,第一本以她生前发表过的文章为主的文集;换言之,本书可能最接近韦伊生前为人所认识的形象。
卡缪编辑的版本共有十篇文章,本版中文版并无更动,只在最后加上了一篇附录,并依据最新的全集版,选择适当的註释加以补充。全集版(指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所出版,于1988年到2012年,共分七卷)为大部分文章标註了发表或书写年份,本版置于每篇标题底下,读者根据年份标记便可发现:卡缪收录的文章,从1933年起,到1943年止,分属1933年(三篇)、1934年(一篇)、1933-38年(一篇)、1937年(三篇)、1943年(两篇)。在进入本书内容之前,我们要先以此作为座标,简述韦伊的生平经历。
1909年,韦伊诞生于巴黎的一个世俗化犹太人的中产家庭里。因为家里并不施加犹太教教育,韦伊一直没有清楚的犹太人认同,反而发展出对各种文明与宗教的普遍兴趣。在就读亨利四世中学时,受教于当时着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阿兰(Émile-Auguste Chartier,Alain,1868-1951),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8年,她重考考进了着名的高等师范学院,是该校招收的第二届女学生。1931年,以相当于硕士的学历毕业,考取教师资格。
认识韦伊的人都提过她的几个主要的特点:坚强的意志、对真理的热情、高度的同情心、与强烈的自卑与轻生倾向。在韦伊六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据说她因为听说前线的士兵缺乏食物(或是袜子,根据不同版本的说法),便拒絶吃糖(或是穿袜子),为了与士兵一起受苦。九岁时,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韦伊则在一年后向她的家人宣布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Bolshevists)。韦伊在这两则轶事中对他人苦痛的认同,终其一生都鲜活地展现在她的言行当中。最好的例子或许是她和西蒙.波娃相识的经历: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校园里,揣着共产主义杂志的韦伊,对波娃表达了她如何期许革命:让穷人能有东西吃是最重要的。听到波娃说「人生的意义也很重要」后,韦伊竟然丝毫不留情面地回了一句:「显然,你没饿过肚子。」在大学那几年里,她激进的革命主张引来许多注目,其中一个保守派老师便称她为「红色贞女」。
1931年取得教师资格后,她被分派到外省当高中哲学老师。她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但却引起了家长的担忧:她不照课纲,直言不讳地与学生讨论时事,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结果是:学生爱上哲学、会考却只有少数人过关。但相较于她的教学,真正给她带来麻烦的是她的政治参与:她热心地帮助工人组织,带队与市政府谈判失业工人津贴。这对韦伊而言并不算甚么,在大学时她就协助过筹组工人学校,到了外省后除了教女高中生,也教工人哲学──韦伊相信,真正的经典是大众才能体会的,二流作品则是给知识份子读的。但她参与工运引起当局不满,后来把她调到其他城市去。
1932年夏天,她去了一趟德国,想亲自了解德国的现况。当时的德国共产党是西欧最强大的,她正是在德国认识了托洛斯基的儿子。回到法国后,她公开撰文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忧,但当时她的法国友人无人相信她的预感,没人相信纳粹党会取代威玛共和主力的民主派和强健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
1933年,希特勒掌权,沙特前往德国希冀亲炙现象学运动,韦伊则发表了〈前景:我们是否正朝着无产阶级革命迈进〉,托洛斯基随即撰文回应,在那年圣诞,两人的笔战最终在韦伊家的客厅化为舌战,亦即本书特意收录的〈与托洛斯基的对话〉。这年有另外两篇文章被收入本书,都与她对苏联的思考有关,而这部分也是受到希特勒掌权后,苏联对德国封闭边境,拒绝接受逃离德国的共产党员的事实,以及韦伊亲身参与营救德国共产党员的经验所影响。
1934年,她请了一年休假,进入两间工场当女工。这一年的工厂生活,严重伤害了她的身心,她从此与头痛为伍。而这艰辛的一年留下的文字中,一份是卡缪和鄂兰都在着作中提到的《工人的条件》,另一份则是本书主体的〈反思自由与社会压迫的起因〉。
1935年,她在休假造访葡萄牙时,经历了第一次重要的神祕体验。在傍晚的渔村听见妇女在户外礼拜过程中吟唱圣歌时,她体会到「基督教就是奴隶的宗教......而我就是奴隶当中的一个。」从此之后,她有过数次的神祕经验,并且吸引了许多传记作者与研究者的注意。但本书收录的〈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断简〉提醒我们:神秘体验并未让韦伊离开工人运动,而研究者也主张她在政治思想上,可说是一以贯之的。
1936年,另外两件事给她带来深刻的影响。那年五月,法国爆发大罢工,同时,里昂.布鲁姆领导的社会主义党派第一次赢得大选,结果达成了马提尼翁协议(Accords de Matignon),法国工人争取到了罢工权、组织权(可自由组织民主运作的工会)、有薪假、四十小时工时、集体协商权等,是法国左翼的一大胜利。本书中收录的两篇韦伊写于1937年的短文〈对革命与进步等理念的批判检视〉和〈对自由与服从的沉思〉,都提到了这个事件。
另一件1936年的重要事件是西班牙内战。韦伊认真思考过道德责任,决定放弃她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立场,加入这场战争。她的同袍很快就发现她不适合拿枪,因为深度近视,而她又在为同袍做饭时烫伤了脚,被迫从前线退下。就在她离开前线后不久,她的小队便遭遇重大失败,全员丧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韦伊当天和父母一起上街,看到告示,连家都没回便直奔巴黎的里昂火车站,幸运地在最后一刻逃脱了纳粹德国占领区。五天后,停战消息传来,韦伊再度面对她的和平主义立场,又做出必须反抗的决定。
因此,在1942年,她为了父母安全,领着双亲抵达纽约后,便又在那年冬天前往英国伦敦,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反抗军。她提议了一个计划:在法国建立战地护士的地下网络,作为地下游击队的精神激励,但一直没被採用。为了阻止她跑回法国本土,反抗军给了她一个任务:为复国后的建设拟定一份大纲。韦伊交出的成果是1943年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据说戴高乐并没有读完。然而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了建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提交给联合国〈普世人类责任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翌年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又发表了〈人类义务与责任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显然听见了韦伊的思考。
1943年8月24日,韦伊病逝于英格兰肯特郡阿许佛的疗养院。病逝前,她拒绝医生的要求,不愿接受比她所认为的法国占领区人民所能得到的配给更多的食物。在这一年,除了《扎根》之外,她有另外两篇文章收录于本书:〈一九四三年伦敦断简〉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吗?〉,后者与《扎根》一样,都是未完稿。而《扎根》的结尾,事实上也强调了本书的部分主题:劳动的精神性。她过世这天,距离本书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日子,正好经过了整整十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本书的主题,是韦伊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
二、韦伊与共产主义
那么,韦伊在本书中思考的是哪些问题?她为何要思考这些问题?而她的思考又得出了什么成果?
单看目录中的各篇标题,读者可能会以为韦伊的重点在于批判马克思主义。但从前述的韦伊生平看来,她并不是一个反对工人运动的人--正好相反,她最在乎的就是人类的受苦,而她在本书中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提的批评,是以同志的身分提出的。因此,韦伊究竟是以谁为同志,试图与谁对话,就得回到她的时代才能理解。
韦伊与托洛斯基的争论──本书的开篇与附录──发生于1933年,亦即第三国际期间。「国际」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迅速掌握本书论述的背景。
第一国际,正式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存在于1864到1876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国际的结束,与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有关。
第二国际,正式名称为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存在于1889到1916年间。恩格斯在初期扮演过要角。列宁于1905年加入。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理论发展时期,包括民主改革派与革命派的观点都有。第二国际的结束,与一次大战前力主反战的法国重要代表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69-1914)遇刺、以及一战爆发有关。
第三国际,正式名称为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存在于1919到1943年间--正好是韦伊宣布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到过世的时期。第三国际是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取得一个国家的政权,并进而推动世界革命,彻底放弃第二国际时期的改良主义主张。第三国际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参战的决定。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
‧韦伊在本书中的批评,都发表于第三国际时期。
‧韦伊批评的主要对象,是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与第三国际的政治体制。
‧韦伊对第三国际的批评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包括第一与第二国际时期的理念。
‧韦伊看到了每个国际都无能处理国际战争,不是解散就是背叛革命。
‧韦伊将反思从第三国际延伸到马克思的思想上。
有了这个背景认识,我们便可理解韦伊在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与现象。例如,当韦伊提及巴黎公社,并指出巴黎公社是「自发性运动在根本上的无力的范例」,她是同时在批评马克思以及列宁两代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对巴黎公社的反省,这两代人都相信公社的失败在于夺权不够彻底,没有掌握银行,也没趁势以武力「剥夺剥夺者」,第一国际就此走向解散;但韦伊紧接着就提第二国际的解散,再紧接着提出了第三国际在苏联的领导下「掐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斗争」,再接着检讨连流亡在外、创立第四国际的托洛斯基的观点,彷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演进在韦伊看来都错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韦伊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她坚持第一与第二国际时期的部分理念,包括:实质的言论自由、政党间的自由竞争、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民主、武装的民主化、一切公职由人民选举与监督等等。这些理念到了第三国际全部消失无踪,这是韦伊反思的起点(必须指出,同样的批判,在列宁夺权之初,已经由西欧的其他共产党提出来过)。
韦伊由此出发,首先批判第三国际已经沦为官僚专政体制,紧接着,她指出苏联的官僚专政和纳粹的官僚专政并无不同,再来,她指出美国的专家治国也是同样的官僚专政。可见,韦伊紧咬着压迫的现实,不受政治教条遮蔽视线。这样的思考自然会惹火教条主义者,事实上,正因为韦伊是同志,因此更让信仰教条的同志怒不可遏。1933年的三篇文章,都引来不少批评,但韦伊的思想不会就此打住,而且她第二年就去工厂当女工了。
教条主义正是韦伊批判的第二个重点。而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有趣的是,韦伊很可能比她的同时代人更接近马克思。她明白指出,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套结论,我们必须用他的方法来诊断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拿他对他的世界的诊断来治疗我们的世界。在韦伊看来,官僚是新的专政,世界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认识的样子,美国、德国与苏联都是一样的压迫体制。而在这样的压迫下,要发动世界革命,无异于欺骗。
这便牵涉到韦伊对革命与反抗的思考。如果对马克思而言,革命具有普罗米修斯的气概,那对韦伊而言,反抗就有安蒂冈妮的坚决。不是说要放弃反抗,而是要放弃反抗会成功迎来新天新地的幻想。反抗属于愿意为了爱而接受命中注定的悲剧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如此一来,还有什么自由的盼望可言?
这只能从韦伊的哲学人类学假设来理解。韦伊常被称为神秘主义者,以及柏拉图主义者,这至少在一个意义上是对的:韦伊确实强调1.) 人是有灵的活人;2). 灵的逻辑是超自然的逻辑;3). 此世服从自然的法则;4). 自然的法则就是物的法则;5). 没有超自然的介入,人就没有解放的可能。在韦伊看来,马克思坚持拒绝超自然,这使得他希望以所谓科学的方式论证的盼望──解放的盼望──成为矛盾。这矛盾只能透过用对待超自然的方式对待科学来解决──这正好是韦伊所谓的十九世纪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教条,其根源早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便已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韦伊的马克思主义反思,尽管有独特的柏拉图主义与神祕主义思想根源,但却可能没有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1932年,本书第一篇文章之前一年,马克思早年的《一八四四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才刚由苏联方面公开,影响要到更晚才会出现。至于当代对于马克思手稿与其思想发展之关系的研究,就更不可能是韦伊当时可能会有的思想资源了。然而韦伊确实意识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只能说,韦伊提出了许多同辈要到二战后才开始思索的问题,并在其时代限制下,尽力回应。
三、代结语:韦伊与我们
韦伊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结束于未能完成的手稿。韦伊死后,二战终结,冷战开始,意识形态话语重新主宰了人们的政治思考,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则开始高举参与(engagé)的大旗。而曾经比谁都更积极参与的韦伊,则被当成了心灵高洁、苦修禁慾、精神超脱的现代圣徒,说来不无讽刺──尽管韦伊自己早说过,「那些想要思考、想要爱、想要全然纯粹地将激励他们情感与精神的事物置换到政治行动中的人,他们只能被割喉谋杀、甚至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在死后被历史所玷污」。如此说来,一点偏颇的再现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倒是,我们是否能自己思考韦伊与我们的关系。
至今为止韦伊着作中仍未被中文世界挖掘的,是韦伊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方面就连在英语世界里,也只有一本文集,并且不算全面。相对于此,因为中国施特劳斯学派的勃发,韦伊在中国进入了古典学的视野。相较之下,英语世界的发展反而更接近本书的主旨。过去韦伊研究一直以神学与宗教哲学为主,然而随着英语世界政治哲学的复甦,以及政治神学的兴起,韦伊开始吸引英语世界这两个领域学者的目光。除了重新找出过去不受重视的韦伊作品,关于韦伊的论文集与专着也持续浮现,引发的对话包括韦伊与傅柯、德勒兹、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当代哲学家的关系。最近的进展则是剑桥出版的当代政治哲学概论中,将韦伊与鄂兰(Hannah Arendt)、欧克秀(Michael Oakeshott)、施特劳斯(Leo Strauss)、沃格林(Eric Voegelin)等政治哲学家并列,足见韦伊的政治思想日益受到重视。
而身处东亚的我们,显然会有和英语世界不同的眼光。韦伊在本书中批判的第三国际虽然结束于1943年,但第三国际建立的政权却大多延续到东欧剧变与苏联瓦解为止,除了在这两件国际政治大事之前执行八九年六四北京天安门大屠杀的政权。
要理解我们与韦伊的第三国际批判的关系,我们得回到1932年,本书第开篇前一年,史达林决定清理苏联共产党史,他主导的成果就是1938年开始在《真理报》(Pravda)上连载、同年汇集成册的《苏联共产党党史简明教程》(History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Short Course)。该书当年迅速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宣传与学习教材。本书中除了特定教条的宣导(例如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民主集中制等),重点在于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尖锐化:苏联革命史成了路线斗争史,史达林成功夺权则成了路线正确的依据。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则是依照同样的路线斗争诠释确立的。
第三国际随着二战结束,但其教条的现实影响则延续下来。1956年,在史达林过世后,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动批判史达林,在秘密报告中就批判了《苏联共产党党史简明教程》,影响所及,本书停止出版,史达林在死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却反而坚持史达林模式,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毛泽东而言,史达林功大于过,正如同毛泽东功大于过一样。然而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前,韦伊便已经批判过第三国际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从形上学、认识论到政治理论都包含在内的全面批判。而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换了一张脸孔,但韦伊的思考却因此更值得参考:她批判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支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对她而言,那都是同样一种把科学当信仰、把物质当神的世俗宗教罢了──「自由主义的使徒[……谈到生产时,用的是真诚的宗教语调」,如此一来,中国成功企业家公开表示六四大屠杀是「最正确的决定」,也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如今,我们又再次处在韦伊当时的处境:共产主义彷彿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刚经历过经济萧条,全球秩序似乎又处在危险平衡当中。韦伊的同时代人,不论是工运同志还是知识圈的文化人,没几个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如今,距离她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已经将近百年。共产百年的历史还没走完,而韦伊用灵魂对压迫与自由所做的反思,我们是否比前人更有能力倾听呢?这未必是肯定的事情……
梁家瑜(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学会秘书长)
法文版序(一九五五年) 我们此时出版的这部文集,其核心是是西蒙‧韦伊本人长年视为其主要作品的一份研究,即〈反思自由与社会压迫的起源〉一文。这篇长达一百一十四页的打字稿,原本写于一九三四年。西蒙‧韦伊多次谈及本文,不论是和周遭的亲友,或是在我们收集到的信件里。每次,她的宣称都证明了她赋予这篇鸿文特殊的重要性。附属于本文的大量提纲、笔记与断简,也显示了这篇作品在她生命中的特殊地位。直到一九四○年,在她试图离开法国的时候,她还在信中告诉她的朋友:
……在巴黎,我落下的公事包里,有一份手稿,一份篇幅很长的打字稿,标题我忘了,但卷首有引自史宾诺莎的题词。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的是政治与社会压迫,讨论这些压迫恆常的起源、它们的机制、以及它们当下的形式。那是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写的。但也同样十分符合当前的现实。我相信,这篇文章值得费心保存,不应就此消失。但我不知道把它带到您家里是否是谨慎之举。您留着自己读、自己评判吧……先前没让这篇文章付梓出版,我现在非常后悔。起初,因为形式上的缺点,我希望能重新写过,但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允许。这篇文章现在也没法出版了。相反地,诗倒是可以出版,我想。我把它託付给您。请别忘记。因为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而我们也无法预知未来如何,我离开时并没有还能回来的想法。这并不只是因为眼前形势的理由。我一直都有自己会这样离开的念头。
眼前这部文集,收集了西蒙‧韦伊在社会与政治批判上的研究,而〈反思自由与社会压迫的起源〉阐发了主导其他所有篇章的主要论点,因为这是作者特别忧虑的问题,是西蒙.韦伊永远无法摆脱的折磨,这折磨甚且主要是在她的宗教思想之中:不义带来的折磨。
无论如何,在马克思之后,西方就未再产生任何更具穿透力、更具有预言性质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而本书将详尽检视他的教义。在一九三五年,韦伊将这篇作品交给阿兰后,阿兰在信件中对她作出如下的回应:
[……]您这篇作品是最上乘的作品;希望能有后续文章,重新阐述所有的概念,社会分析也得重做一次。您的典范将勇气给了对本体论与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的各个世代。「批判」正等着他的工人。您是否能拟定一份提纲?或者仅只是草拟也行。无论如何,您最新的这篇作品指出了一条宽敞的大道。《自由评论》现在只捕捉各种碎碎片片的想法,未来可能会成为《批判笔记》。请考虑一下。[……]
我认为,重要的是,一篇纯粹批判的作品中,应该排除对于苏联的攻击。对于官僚体制的分析(举个例),丝毫不应建立在对史达林政府的调查之上。(同样地,对于整体物理学的纯粹批判而言,爱因斯坦的作品也不是合适的对象。)知识本身就会产生运用;这是知识的风险。但批判应该免于错误与重述。而此处最严重的错误,应该是混淆了质料与形式。对象永远不能给出证明。[……]
一份极为新颖的作品。(康德还是)应该会小心避免一切论战的表象。我跟您这么说,因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我可以肯定,如果《自由评论》刊出您的作品,您的文章将能完全依照您想要的样子面世。我甚至相信,您在〈压迫〉中的分析以及您关于工作的学说,其意义丝毫不会被政治热情所减损。我深信,这一类作品,形式上完全属于您,内容既严肃又严谨,又有连续性与整体性,只有这类作品能开启下一个未来与真正的革命,其弧线无限地接近当今的混乱(或当今的秩序)。这些解释都说得不好;但同时我也没什么需要向您解释的。我眼中看来确切无疑的只是:能让您离开自己的天职的,只有义愤。请记得我的话:厌世是种错误……
您的兄弟 ,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