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即使天堂不存在，深陷于尘世泥沼中的人类也不能放弃在思想中构筑天堂的权利！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读马克思？因为人类永远都应该读马克思！
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流变及其影响，
是过去150年来世界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无法被取代，也不能被取代！
克鲁格奖（Kluge Prize）得主，「当代波兰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经典、震撼世界力作！
「生产与生产关系」，这就是哲学家马克思用以剖析历史的工具，一种全新的洞见。150年来，许多人深受他的洞见所启发，衍生出自己的思辨论述，这许许多多思想流派共同形塑成「马克思主义」的系谱。科拉科夫斯基挑选这套系谱中的主要枝干，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像是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它绝不仅止于此。出身共产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曾经深信马克思主义，见证过这套思想如何被后人在国家的场域中运作、如何以之形塑社会体制，科拉科夫斯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批判和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也是一套远远超越西方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鉅作，科拉科夫斯基展示了人类的心智如何以马克思为基础在不同的社会脉络和历史阶段下衍生发育，展示了人类如何期盼以马克思思想为工具去解决什么样的现实困境，展示了这150年来人类为天堂而挣扎奋斗的轨迹。即使天堂不存在，深陷于尘世泥沼中的人类也不能放弃在思想中构筑天堂的权利。
各界推荐
科拉科夫斯基这三本剖析马克思主义的书被公认为是这个主题最好的作品。──莎拉‧莱尔，《纽约时报》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是西方思想史上无可比拟的百科全书。──约翰‧葛雷，《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这套书无疑是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最完整也最具智慧的研究。──米洛拉德‧德奇高维奇，《听众》
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检视整个马克思传统，并予以清晰正确而详尽的解释，长时间且高素质的分析。无论在诠释或分析时，都热诚地投入……不扭曲的视角。──史蒂芬‧路克斯，《纽约书评》
其他任何大部头书籍都无法企及的完整与清晰，这套书……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自出现以来直至20世纪的发展、实践，以及学者观点。──《图书馆期刊》
这是一部拥有卓越洞察力道的作品，对其所处理的素材进行严厉而敏锐的评判，与同类型作品相比更是出色。简而言之，这是一部杰作。──杰佛瑞‧霍桑，《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这套书必定可为马克思主义评论开启一个新世代。──悉尼‧胡克，《美国学人》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令人激赏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还有其评论与易读性……只要思想对历史与人类行为还能产生影响，我们就可以放心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作品将持续有其重要性，并受人赞赏。──保罗‧霍兰德，《纽约太阳报》
这本书无人能超越……《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不只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报导，也是目前为止最具有野心的……读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获益良多。──东尼‧贾德，《纽约书评》
这部作品中充满知识分子的诚信，以及学者暧暧内含光的特质。──Antioch Review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读马克思？因为人类永远都应该读马克思！
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流变及其影响，
是过去150年来世界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无法被取代，也不能被取代！
克鲁格奖（Kluge Prize）得主，「当代波兰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经典、震撼世界力作！
「生产与生产关系」，这就是哲学家马克思用以剖析历史的工具，一种全新的洞见。150年来，许多人深受他的洞见所启发，衍生出自己的思辨论述，这许许多多思想流派共同形塑成「马克思主义」的系谱。科拉科夫斯基挑选这套系谱中的主要枝干，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像是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它绝不仅止于此。出身共产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曾经深信马克思主义，见证过这套思想如何被后人在国家的场域中运作、如何以之形塑社会体制，科拉科夫斯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批判和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也是一套远远超越西方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鉅作，科拉科夫斯基展示了人类的心智如何以马克思为基础在不同的社会脉络和历史阶段下衍生发育，展示了人类如何期盼以马克思思想为工具去解决什么样的现实困境，展示了这150年来人类为天堂而挣扎奋斗的轨迹。即使天堂不存在，深陷于尘世泥沼中的人类也不能放弃在思想中构筑天堂的权利。
各界推荐
科拉科夫斯基这三本剖析马克思主义的书被公认为是这个主题最好的作品。──莎拉‧莱尔，《纽约时报》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是西方思想史上无可比拟的百科全书。──约翰‧葛雷，《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这套书无疑是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最完整也最具智慧的研究。──米洛拉德‧德奇高维奇，《听众》
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检视整个马克思传统，并予以清晰正确而详尽的解释，长时间且高素质的分析。无论在诠释或分析时，都热诚地投入……不扭曲的视角。──史蒂芬‧路克斯，《纽约书评》
其他任何大部头书籍都无法企及的完整与清晰，这套书……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自出现以来直至20世纪的发展、实践，以及学者观点。──《图书馆期刊》
这是一部拥有卓越洞察力道的作品，对其所处理的素材进行严厉而敏锐的评判，与同类型作品相比更是出色。简而言之，这是一部杰作。──杰佛瑞‧霍桑，《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这套书必定可为马克思主义评论开启一个新世代。──悉尼‧胡克，《美国学人》
《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令人激赏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还有其评论与易读性……只要思想对历史与人类行为还能产生影响，我们就可以放心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作品将持续有其重要性，并受人赞赏。──保罗‧霍兰德，《纽约太阳报》
这本书无人能超越……《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不只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报导，也是目前为止最具有野心的……读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获益良多。──东尼‧贾德，《纽约书评》
这部作品中充满知识分子的诚信，以及学者暧暧内含光的特质。──Antioch Review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23 October 1927-17 July 2009）
波兰哲学家、思想史家，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闻名。曾辗转任教于加拿大和美国，并于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任教多年。
终其一生发表了三十多部着作，最主要着作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等。文学方面则有三本短篇故事集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天堂的钥匙》和《与魔鬼的谈话》。其中，《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被认为是20世纪重要政治理论着作之一。
1986年获选为「杰斐逊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的主讲人，杰斐逊讲座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创立，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授予人文学者的最高荣誉。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授予他「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被誉为「当代波兰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
译者简介
第一卷
马元德
专业译者，通德文、英文。译作有《西方哲学史》（下卷）、《理想的冲突》等。
第二卷
孙均岛
专业译者
刘本鉴
专业译者
刘旭文
专业译者
第三卷
张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学者
高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审
吴永福
专业译者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23 October 1927-17 July 2009）
波兰哲学家、思想史家，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闻名。曾辗转任教于加拿大和美国，并于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任教多年。
终其一生发表了三十多部着作，最主要着作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等。文学方面则有三本短篇故事集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天堂的钥匙》和《与魔鬼的谈话》。其中，《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兴起、发展与崩解》被认为是20世纪重要政治理论着作之一。
1986年获选为「杰斐逊讲座」（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的主讲人，杰斐逊讲座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创立，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授予人文学者的最高荣誉。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授予他「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被誉为「当代波兰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
译者简介
第一卷
马元德
专业译者，通德文、英文。译作有《西方哲学史》（下卷）、《理想的冲突》等。
第二卷
孙均岛
专业译者
刘本鉴
专业译者
刘旭文
专业译者
第三卷
张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学者
高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审
吴永福
专业译者
图书目录
推荐序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写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发展与崩解》中译出版之前／刘东
2004年新版序言
1981年版序言
译者小记 《马克思主义：兴起、发展与崩解》中译本问世的漫长道路
第一卷 奠基者
引用文献
绪论
第一章 辩证法的起源
第二章 黑格尔左派
第三章 马克思思想的初期阶段
第四章 赫斯和费尔巴哈
第五章 马克思的早期政治和哲学着作
第六章 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理论──青年恩格斯
第七章 《神圣家族》
第八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九章 小结
第十章 19世纪上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比较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后的着作和斗争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看作非人性化的世界：剥削的本质
第十三章 资本的矛盾和消灭资本的矛盾分析和行动的统一
第十四章 历史进程的动力
第十五章 自然辩证法
第十六章 小结和哲学评论
文献选目
第二卷 黄金时期
引用文献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
第二章 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
第三章 罗莎‧卢森堡和革命左派
第四章 伯恩施坦与修正主义
第五章 尚‧饶勒斯：作为救世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 保尔‧拉法格：乐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七章 乔治‧索雷尔：詹森派马克思主义
第八章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建立开放正统派的尝试
第九章 路德维克‧柯祖维茨基：作为社会学工具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凯利斯—克劳茨：波兰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第十一章 斯坦尼斯拉夫‧布尔佐佐夫斯基：作为历史主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二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康德主义，伦理社会主义
第十三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阶段
第十四章 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主义的法典化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兴起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
第十六章 列宁主义的兴起
第十七章 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哲学和政策
第十八章 列宁主义的命运：从关于国家的理论到国家的意识型态
文献选目
第三卷 解体
前言
引用文献
第一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史达林主义的开始
第二章 19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战
第三章 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型态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形化
第五章 托洛斯基
第六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
第七章 基奥尔基‧卢卡奇：理性为教条服务
第八章 卡尔‧科西
第九章 吕西安‧高德曼
第十章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
第十一章 赫伯特‧马库色：作为新左翼极权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二章 恩斯特‧布洛赫：作为未来真知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三章 史达林死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结语
新结语
文献选目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2004年新版序言
1981年版序言
译者小记 《马克思主义：兴起、发展与崩解》中译本问世的漫长道路
第一卷 奠基者
引用文献
绪论
第一章 辩证法的起源
第二章 黑格尔左派
第三章 马克思思想的初期阶段
第四章 赫斯和费尔巴哈
第五章 马克思的早期政治和哲学着作
第六章 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理论──青年恩格斯
第七章 《神圣家族》
第八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九章 小结
第十章 19世纪上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比较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后的着作和斗争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看作非人性化的世界：剥削的本质
第十三章 资本的矛盾和消灭资本的矛盾分析和行动的统一
第十四章 历史进程的动力
第十五章 自然辩证法
第十六章 小结和哲学评论
文献选目
第二卷 黄金时期
引用文献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
第二章 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
第三章 罗莎‧卢森堡和革命左派
第四章 伯恩施坦与修正主义
第五章 尚‧饶勒斯：作为救世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 保尔‧拉法格：乐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七章 乔治‧索雷尔：詹森派马克思主义
第八章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建立开放正统派的尝试
第九章 路德维克‧柯祖维茨基：作为社会学工具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章 凯利斯—克劳茨：波兰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第十一章 斯坦尼斯拉夫‧布尔佐佐夫斯基：作为历史主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二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康德主义，伦理社会主义
第十三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阶段
第十四章 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主义的法典化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兴起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
第十六章 列宁主义的兴起
第十七章 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哲学和政策
第十八章 列宁主义的命运：从关于国家的理论到国家的意识型态
文献选目
第三卷 解体
前言
引用文献
第一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史达林主义的开始
第二章 19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战
第三章 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型态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形化
第五章 托洛斯基
第六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
第七章 基奥尔基‧卢卡奇：理性为教条服务
第八章 卡尔‧科西
第九章 吕西安‧高德曼
第十章 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
第十一章 赫伯特‧马库色：作为新左翼极权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二章 恩斯特‧布洛赫：作为未来真知的马克思主义
第十三章 史达林死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结语
新结语
文献选目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图书序言
推荐序（节录）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写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发展与崩解》中译出版之前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出生于波兰中部的小城拉多姆。如所周知，正是从这个国家遭到入侵和瓜分起，才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随即，科拉科夫斯基的父亲遭到纳粹杀害，而他亦从12岁起便不得不辍学。但此后，他仍以顽强的自学完成了中等教育，并在二战结束后顺利升入罗兹大学，从此便选择以哲学作为毕生志业。20岁时，科拉科夫斯基即加入了统一工人党，并很快成为官方理论的后起之秀，从而有资格被派往苏联去深造。到了26岁那年，他便获得华沙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即留校任教，并担任沙夫等人的助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是以批判基督教哲学知名的。再接下来，仅仅在31岁那年，已经身为教授的他又担任了哲学系主任，同时还兼任《哲学研究》杂志的主编和《新文化》杂志的主编。
毫无疑问，这正是俗常所讲的那种「锦绣前程」；而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旦到了苏东轰然解体之后，这种「锦绣前程」也会于瞬间失色，甚至成为镜花水月乃至行尸走肉的代称。不过，不管这样的前程是好是坏，反正科拉科夫斯基是不会安于它了，相反倒是选择了去主动偏离它，乃至从某种意义上，也选择了去共同冲破苏东的体制。实际上，早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起，尚未满30岁的科拉科夫斯基，便已开始怀疑史达林的教条主义了，并敢于撰文去批判「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主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知道，无巧不巧也正是在那一年，在波兰爆发了史称「波兹南事件」的工人抗议，尽管它随即遭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酷镇压，然而它本身却也属于苏共二十大的余波，所以也可以说，那也正是波兰尝试摆脱苏联的一个起点。
到了十年后的1966年，仍是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事件，科拉科夫斯基又发表了一篇着名的讲演，指出了种种「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矛头直指对于言论自由的箝制，比如「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人们说出他的想法会陷入麻烦、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会走运的社会；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会过得更好的社会；一个密探比护士多、坐牢的人比住院的人多的国家；一个哲学家和作家跟将军和部长说法一致的国家」等等。虽然说，他就此给出的72种「反定义」，马上就遭到了来自宣传机构的禁止，却仍在新一代波兰人中广泛流传着。不过也同样因此，尽管此时他还认同于马克思主义，却竟成了波兰最着名的「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波兰最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随即，他在当年便被开除出了执政党，两年后又被解除了教授职务。
在1968年，也即在他被解除教授职务的当年，科拉科夫斯基便被允许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了在西方学府中的流亡生涯。我们从这一点中，或可窥知当年波兰政府的相对怀柔。科拉科夫斯基此后任教过的大学，先后有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其中主要还是在牛津众灵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直至他于1995年从那里荣休。此外，尽管到西方以后生活相对平静，可是科拉科夫斯基不断发表的着作，仍然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比如他曾经提出，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苏东的极权体制中，去平缓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这就对于团结工会运动有过相当的启示，而后者又在当代波兰史中占有显着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尽管科拉科夫斯基确曾在西方多次得过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2003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而这个重金的奖项可说是文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居然在首次颁发时就授给了这位波兰学者——不过对他本人来说，恐怕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祖国的荣誉。比如，他同时又是1992年重新设立的「白鹰勋章」的得主，这枚很像国徽的勋章作为波兰的最高奖赏，是要授给「为波兰国家和人民建立殊勋」的人。再如，波兰的着名公共知识分子、团结工会的顾问亚当‧米奇尼克，也曾盛赞他是「当代波兰文化最卓越的创造者之一」。也正因为这样，当他于2009年7月17日在牛津逝世时，波兰议会随即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一分钟，而华沙大学的校长卡塔辛娜‧哈瓦辛斯卡‧马楚科夫也是在悲痛中又透着几分自豪地说，「这不仅是波兰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这一点，在我看来应该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尽管当我们阅读他在各时期的着作时，总难免会产生不一而足的反应，尽管我们针对他进行跨文化阅读的时候，也确实应当基于本土的经验来进行利用，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在不同的国度形成其思想的学者，还是应当首先去尊重他本国人民的判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自己的判断。要知道，这位后来虽已享誉国际的科拉科夫斯基，毕竟首先属于他那一方特定的水土，毕竟是既脱身于、又服务于自己祖国的语境，所以，相比起任何外在的、难免有所隔阂或偏向的视角，他本国人民的看法都会更加圆融而周到，都更能体察他本人的痛苦感受与内心追求，也都更能全面地权衡各个方位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想要对之越俎代庖的结论，无论是来自哪个阵营或哪个派别，也无论是在冷战前还是在冷战后，就算还未流于隔靴搔痒和简单粗暴，毕竟也只具有第二等的参考价值。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我们在阅读外国学者的着作时，就不能得出需要同他切磋的看法了。比如，当我们读到科拉科夫斯基的后期时，肯定会关注到他又盪回了形而上学的立场：「科拉科夫斯基在《形而上学的恐怖》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关于绝对的问题。在此，科拉科夫斯基捍卫被传统践行的哲学，在他看来，哲学的科学化的普遍趋势不应该抹去它的合理内核，即形而上学。他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即通过追问关于真理、存在与不存在、善与恶、自我与宇宙、有限与无限这些问题，形而上学已经成为几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无法消除的部分。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只有当人们假设绝对存在的时候，寻求最终的基础以及探究真理才是正当的。」
更有甚者，如果再顺藤摸瓜地向上追溯，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发现一条可以说是「反孔德」的思路。具体而言，如果以往那位实证主义鼻祖曾经认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公式乃是「宗教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那么，现在科拉科夫斯基就正好把它反转了过来，由实证主义的缺陷而上溯到了形而上学，又从形而上学的内核而上溯到了宗教本身。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在《理性的异化》一书中描述了形而上学是怎样被驱出前门又熘进后门的，还更在另一本《日常生活札记》中以十足「反尼采」的口气写道：「如果上帝死了，除了一个吞噬我们和消灭我们的冷漠的虚空外，没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劳作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只有质子和电子的无意义的舞蹈。宇宙既不期望什么也不关注什么；它没有什么可为之奋斗的目标；它既没有奖赏也没有惩处。无论谁说，上帝不存在而一切安好，这都是自欺欺人。」
这使我们不由联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晚年，此公也同样是早年卷入了布尔什维克运动，晚年又像科拉科夫斯基一样返回了宗教。虽则说，在这种朝向原有精神传统的晚期回潮中，多少都有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正如「在索尔仁尼琴那里，虽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和普京时代的俄国，也未见得就怎样的好，然而相形之下，却只有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才是千真万确地糟透了」4，可即使如此，对于像科拉科夫斯基这样的、早年曾以批判基督教哲学而闻名的学者来说，这思想的弯子还是转得过于突兀、过于戏剧化了。尤其是，如果照我们这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现世主义文明来看，或者说，如果照我们这些还掌握着其他文明选项的学者来看，似乎也没见到他对这种很考验逻辑的思想陡转，给出过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论证，——比如到底是为了什么，一旦他意识到了从前立场的局限性，就再也看不到以往立场的合理一面了；或者反过来说，一旦他意识到了现在立场的合理性，就再也看不到当下立场的局限一面了？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2004新版序言
开始写现在被新编为一册的书至今，三十年已过。若要问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否让我的诠释过时、离题或者完全错误也很正常。不可否认地，当初写作时为了免于被证明有误，所以我巧妙地不做预测。然而，我试着在书里描述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思想史或者政治史上仍然具有兴味。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或半哲学的信条，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型态，共产主义国家以之为政权合理性的主要来源，以及坚不可摧的信仰。无论人民信之与否，这种意识型态是必须的。在共产统治的上一阶段，它绝不是能实际存在的信念，与真实生活差异极大，对共产大同世界的期待也迅速落空，因此统治者（政党组织）与人民都意识到其空泛。但正因为它是使权利体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因此仍为官方所用。若统治者真的想与人民沟通，他们不会使用荒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而是以国族主义情感，或者以苏联来说，就是帝国的光环。最后，这种意识型态跟着帝国一起分崩离析。其解体是共产主义体系在欧洲消失的原因之一。
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机器与有效但弱智的镇压剥削工具毁坏之后，作为学科的马克斯主义似乎被永远埋藏了，从一片荒烟蔓草中将之挖掘出来毫无意义。但并无为此争论之必要。我们对这个旧思潮的兴趣不在其思想／智识价值，也不在其至今仍存在的说服力。我们研究许多已不存在的宗教之神话，因为不再有信仰者并不会让这样的研究丧失趣味。作为宗教史与文化史的一部分，此类研究引领我们洞察人类的宗教活动，以及我们的灵魂与人类其他生活形态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思想之历史──无论是宗教、哲学或政治，都是对自我认同、身心成就之意义的探索。乌托邦历史的迷人之处不亚于冶金历史或化学工程。
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言，还有其他更合理的原因，让它具有研究价值。长久以来相当受欢迎的哲学教义从来就还没完全死亡（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与今日的经济学意义并不相同，它是一种哲学的理想），他们改变语汇，在祕密文化中存活下来，即使很少被看见，他们仍然可以吸引人们，或使人惧怕。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智识传统，以及19、20世纪政治史的范畴；从字面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其不断反覆（通常也令人发颤）的自我标榜为科学理论—显然是有趣的。然而，将这哲学付诸行动带来难以言喻的悲剧性后果，使人类受苦：私有财产与市场被废止，受共有与国产计画支配，而这计画绝无实现之可能。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发现若要将人类社会转化为一个大集中营，马克思主义信条是很好的蓝图。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本意，但却是他所构思之美好光荣的乌托邦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影响。
理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学术机构的长廊拖着脚步，一息半存。因其内容贫瘠，故不难想像它会在某些拙劣但响亮的运动支持下获得力量。这些运动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已无关联，只是在寻找可以模棱两可地以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之议题。
共产意识型态似乎处于死后僵直的状态，而仍然利用此意识型态的政权极度可憎，因此看似复苏无望。但我们别急着预言（或反预言），因为利用并受此意识型态滋养的社会仍可能重起炉灶。也许病毒只是处在潜伏期，等待下一个机会，谁能说得准呢？毕竟人类长久以来都梦想着拥有一个完美的社会。
这三本书于1968到1976年间于波兰写成，当时只能梦想着他们在波兰出版。1976年到1978年间，由巴黎的文学出版社（the Institut Litteraire）出版，再由波兰的地下出版社翻印。1988年，亚涅克斯（Aneks）出版社在伦敦出版新的波兰文版本。直到2000年，审查制度与共产政权跨台之后，这本书才在波兰由涅斯克（Zysk）出版社合法出版。法拉（P. S. Falla）翻译的英文版于197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Press）出版。之后有德文、荷兰文、义大利文、塞尔维亚文与西班牙文译本。有人告诉我也有中文译本，但我从未见过。法文译本只出版二册，菲雅德（Fayard）出版社无法说明为何没有第三册，但我猜是怕引起法国左派分子愤怒，出版社无法冒此风险。
绪论（节录）
卡尔‧马克思是个德国哲学家。这似乎不算是特别长知识的话，然而这话却不像起初显得那样陈旧无聊。回想茹尔‧米希勒当年讲授英国史，开讲总要先交代一句：「诸位先生！英吉利本是个海岛。」是单知道英国是海岛，还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英国的历史，大有区别；如此解释英国历史，这一点自有一种意义。同样，说马克思是德国哲学家，也许言外之意是把他的思想当作经济分析和政治学说方面出现的一个体系，对他的思想及其在哲学上或历史上的重要性做出某种解释。这类讲法既不是不讲自明，也不是没有争议。而且，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个哲学家，半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照有些人说来，这个理论同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见解或认识论见解是一致的；而有些人抱持的看法是，恩格斯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精心创造的两、三个部分理论合成的一套理论。
目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思想传统，受到人们的注意，这种状况的政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有他们的反对派，全关心现代共产主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讲，是不是马克思学说嫡系后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最常见的回答，可以简短截说表达如下：(1)是，现代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十足体现，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带来奴役、暴政和犯罪的主义；(2)是，现代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十足体现，因此表示人类有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3)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信条严重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第一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反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二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三种回答相当于形形色色批判的、修正主义的，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本书的论点是，这问题的提法就错了，不值得回答。说得确切些，像「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怎样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或「假若马克思能看见他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他会有什么意见？」这种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无下文的问题，没有什么合理办法寻求一个答案。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任何具体方法，解决马克思没对自己提出过的问题，或是他那个时代还不存在的问题。假使他的寿命再延长九十岁，他总不得不改变意见，而如何改变，是我们无从揣测的。
认为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或「歪曲」的人，可说是企图替马克思开脱对自称他的精神后裔的人的行动应负的责任。同样，16、17世纪的异端和裂教者也曾指责罗马教会背叛自己的使命，企图辩明圣保罗跟古罗马人的腐化没有连带关系。同样，尼采的崇拜者也是企图为他的名字洗刷对纳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应有的罪责。这种企图的思想动机倒还清楚明了，可是在说明问题方面的价值几乎等于零。有充分证据表明，一切社会运动都要按种种实际情况来解释，而运动所依据的思想本源，运动要对它保持忠诚的那个思想本源，只是决定运动所採取的形式及运动的思想行动方式的各个因素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预先肯定，没有一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是自己的经典中断言的那个运动的「本质」的十足表明；但另一方面，这种经典也不仅仅是消极的东西，对运动的进程还是发挥着一种特有的影响。通常情况是，自称代表某个思想体系的社会力量，比那个思想体系强大，但是对自己的传统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因此，思想史家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拿某一种思想的「本质」同这种思想在社会运动上的实际「存在」相比较。问题倒是，原来的思想是怎样地、是由于什么情况，成了那么多相互敌对的不同力量的会合点；换句话说，这种思想本身有什么模稜两可的地方和彼此矛盾的倾向，结果造成了它过去的那种发展？有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文化史上还没有例外的记载，就是一切重要思想随着自己的影响不断扩大，总难免发生分裂和分化。所以，要问在现代世界上究竟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你认定正宗着作是可靠的真理来源，谁解释正宗着作解释得对，谁一定是掌握着真理，只有你不越出这个思想观点的圈子，才会发生上面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各派运动和思想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同样有资格打马克思的旗号—本书没有讲的一些极端情况不算。同样，要追问「谁是真正的亚里斯多德派，是阿威罗伊、是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庞蓬纳齐？」，或者问「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喀尔文、是埃拉斯摩、是贝拉民、还是罗耀拉？」，也问不出个名堂。后一个问题对基督教信徒来说也许有一种什么意义，可是跟思想史毫不相干。不过，历史学家可能关心考究，到底是原始基督教里的什么成分，使得像喀尔文、埃拉斯摩、贝拉民和罗耀拉那样不同类型的人能引据同一种原始资料。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人的思想，不认为思想完全服从客观事件，不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因为假如那样，研究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历史学家却不信思想代代相传而意义会没有多少改变。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当的研究项目，但是根据这种关系并不能判定哪些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即便是站在意识型态以外，也不等于是站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文化以外。相反的，讲思想的历史，尤其是讲一向影响最大的思想的历史，多少可说是练习做文化上的自我批评。这本书里，我打算根据一种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和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对于纳粹主义及其同德国文化的关系所採取的观点相似。托马斯‧曼有理由说纳粹主义和德国文化没有瓜葛，或者说它是对德国文化粗暴的否定和恶意歪曲。不过，事实上他没有这样讲，而是追问希特勒运动和纳粹思想这一类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德国，能发生在德国，是由于德国文化中的什么成分？他断言，每一个德国人从纳粹主义的兽行中会认出甚至从德国民族文化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身上（这是要害）也能看出的文化真面貌的变形，叫他不寒而慄。曼不愿意照平常做法，忽略纳粹主义的身世问题不谈，也不愿主张纳粹主义没有正当资格承受一部分德国文化遗产。他反倒坦率地批评那种文化，而他自己正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创造性成分。只说纳粹思想是对尼采思想的拙劣模仿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拙劣模仿的根本性质是能帮助人认出原人物。纳粹党叫他们的超人读《权力意志》；要说这件事纯属偶然，本来同样也可能选中《实践理性批判》，这话没有用。问题不是定尼采的「罪名」，尼采个人对他的着作被别人利用没有责任；然而，别人是如此利用了他的着作，这势必引起大家的惊恐，不能认为同如何理解他的内心本意无关而不予考虑。圣保罗个人不应对异端裁判所和15世纪末的罗马教会负责，但是探讨问题的人，不论是不是基督教徒，总不愿意讲基督教让卑劣的教宗和主教们的行为给败坏了或歪曲了；他一定尽力要发现，在保罗书信中是什么东西等到时机成熟造成了卑劣的犯罪行为。我们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应当抱同样态度。按这个意义说，本书不但是一派思想的历史概述，而且分析了这派思想的奇异命运。这派思想开始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发展的顶峰是史达林的万恶暴政。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写在《马克思主义：兴起、发展与崩解》中译出版之前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出生于波兰中部的小城拉多姆。如所周知，正是从这个国家遭到入侵和瓜分起，才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随即，科拉科夫斯基的父亲遭到纳粹杀害，而他亦从12岁起便不得不辍学。但此后，他仍以顽强的自学完成了中等教育，并在二战结束后顺利升入罗兹大学，从此便选择以哲学作为毕生志业。20岁时，科拉科夫斯基即加入了统一工人党，并很快成为官方理论的后起之秀，从而有资格被派往苏联去深造。到了26岁那年，他便获得华沙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即留校任教，并担任沙夫等人的助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是以批判基督教哲学知名的。再接下来，仅仅在31岁那年，已经身为教授的他又担任了哲学系主任，同时还兼任《哲学研究》杂志的主编和《新文化》杂志的主编。
毫无疑问，这正是俗常所讲的那种「锦绣前程」；而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旦到了苏东轰然解体之后，这种「锦绣前程」也会于瞬间失色，甚至成为镜花水月乃至行尸走肉的代称。不过，不管这样的前程是好是坏，反正科拉科夫斯基是不会安于它了，相反倒是选择了去主动偏离它，乃至从某种意义上，也选择了去共同冲破苏东的体制。实际上，早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起，尚未满30岁的科拉科夫斯基，便已开始怀疑史达林的教条主义了，并敢于撰文去批判「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主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知道，无巧不巧也正是在那一年，在波兰爆发了史称「波兹南事件」的工人抗议，尽管它随即遭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酷镇压，然而它本身却也属于苏共二十大的余波，所以也可以说，那也正是波兰尝试摆脱苏联的一个起点。
到了十年后的1966年，仍是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事件，科拉科夫斯基又发表了一篇着名的讲演，指出了种种「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矛头直指对于言论自由的箝制，比如「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人们说出他的想法会陷入麻烦、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会走运的社会；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会过得更好的社会；一个密探比护士多、坐牢的人比住院的人多的国家；一个哲学家和作家跟将军和部长说法一致的国家」等等。虽然说，他就此给出的72种「反定义」，马上就遭到了来自宣传机构的禁止，却仍在新一代波兰人中广泛流传着。不过也同样因此，尽管此时他还认同于马克思主义，却竟成了波兰最着名的「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波兰最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随即，他在当年便被开除出了执政党，两年后又被解除了教授职务。
在1968年，也即在他被解除教授职务的当年，科拉科夫斯基便被允许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了在西方学府中的流亡生涯。我们从这一点中，或可窥知当年波兰政府的相对怀柔。科拉科夫斯基此后任教过的大学，先后有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其中主要还是在牛津众灵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直至他于1995年从那里荣休。此外，尽管到西方以后生活相对平静，可是科拉科夫斯基不断发表的着作，仍然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比如他曾经提出，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苏东的极权体制中，去平缓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这就对于团结工会运动有过相当的启示，而后者又在当代波兰史中占有显着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尽管科拉科夫斯基确曾在西方多次得过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2003年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而这个重金的奖项可说是文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居然在首次颁发时就授给了这位波兰学者——不过对他本人来说，恐怕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祖国的荣誉。比如，他同时又是1992年重新设立的「白鹰勋章」的得主，这枚很像国徽的勋章作为波兰的最高奖赏，是要授给「为波兰国家和人民建立殊勋」的人。再如，波兰的着名公共知识分子、团结工会的顾问亚当‧米奇尼克，也曾盛赞他是「当代波兰文化最卓越的创造者之一」。也正因为这样，当他于2009年7月17日在牛津逝世时，波兰议会随即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一分钟，而华沙大学的校长卡塔辛娜‧哈瓦辛斯卡‧马楚科夫也是在悲痛中又透着几分自豪地说，「这不仅是波兰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这一点，在我看来应该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尽管当我们阅读他在各时期的着作时，总难免会产生不一而足的反应，尽管我们针对他进行跨文化阅读的时候，也确实应当基于本土的经验来进行利用，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在不同的国度形成其思想的学者，还是应当首先去尊重他本国人民的判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自己的判断。要知道，这位后来虽已享誉国际的科拉科夫斯基，毕竟首先属于他那一方特定的水土，毕竟是既脱身于、又服务于自己祖国的语境，所以，相比起任何外在的、难免有所隔阂或偏向的视角，他本国人民的看法都会更加圆融而周到，都更能体察他本人的痛苦感受与内心追求，也都更能全面地权衡各个方位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想要对之越俎代庖的结论，无论是来自哪个阵营或哪个派别，也无论是在冷战前还是在冷战后，就算还未流于隔靴搔痒和简单粗暴，毕竟也只具有第二等的参考价值。
当然，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我们在阅读外国学者的着作时，就不能得出需要同他切磋的看法了。比如，当我们读到科拉科夫斯基的后期时，肯定会关注到他又盪回了形而上学的立场：「科拉科夫斯基在《形而上学的恐怖》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关于绝对的问题。在此，科拉科夫斯基捍卫被传统践行的哲学，在他看来，哲学的科学化的普遍趋势不应该抹去它的合理内核，即形而上学。他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即通过追问关于真理、存在与不存在、善与恶、自我与宇宙、有限与无限这些问题，形而上学已经成为几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无法消除的部分。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只有当人们假设绝对存在的时候，寻求最终的基础以及探究真理才是正当的。」
更有甚者，如果再顺藤摸瓜地向上追溯，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发现一条可以说是「反孔德」的思路。具体而言，如果以往那位实证主义鼻祖曾经认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公式乃是「宗教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那么，现在科拉科夫斯基就正好把它反转了过来，由实证主义的缺陷而上溯到了形而上学，又从形而上学的内核而上溯到了宗教本身。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在《理性的异化》一书中描述了形而上学是怎样被驱出前门又熘进后门的，还更在另一本《日常生活札记》中以十足「反尼采」的口气写道：「如果上帝死了，除了一个吞噬我们和消灭我们的冷漠的虚空外，没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劳作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只有质子和电子的无意义的舞蹈。宇宙既不期望什么也不关注什么；它没有什么可为之奋斗的目标；它既没有奖赏也没有惩处。无论谁说，上帝不存在而一切安好，这都是自欺欺人。」
这使我们不由联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晚年，此公也同样是早年卷入了布尔什维克运动，晚年又像科拉科夫斯基一样返回了宗教。虽则说，在这种朝向原有精神传统的晚期回潮中，多少都有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正如「在索尔仁尼琴那里，虽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和普京时代的俄国，也未见得就怎样的好，然而相形之下，却只有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才是千真万确地糟透了」4，可即使如此，对于像科拉科夫斯基这样的、早年曾以批判基督教哲学而闻名的学者来说，这思想的弯子还是转得过于突兀、过于戏剧化了。尤其是，如果照我们这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现世主义文明来看，或者说，如果照我们这些还掌握着其他文明选项的学者来看，似乎也没见到他对这种很考验逻辑的思想陡转，给出过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论证，——比如到底是为了什么，一旦他意识到了从前立场的局限性，就再也看不到以往立场的合理一面了；或者反过来说，一旦他意识到了现在立场的合理性，就再也看不到当下立场的局限一面了？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2004新版序言
开始写现在被新编为一册的书至今，三十年已过。若要问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否让我的诠释过时、离题或者完全错误也很正常。不可否认地，当初写作时为了免于被证明有误，所以我巧妙地不做预测。然而，我试着在书里描述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思想史或者政治史上仍然具有兴味。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或半哲学的信条，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型态，共产主义国家以之为政权合理性的主要来源，以及坚不可摧的信仰。无论人民信之与否，这种意识型态是必须的。在共产统治的上一阶段，它绝不是能实际存在的信念，与真实生活差异极大，对共产大同世界的期待也迅速落空，因此统治者（政党组织）与人民都意识到其空泛。但正因为它是使权利体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因此仍为官方所用。若统治者真的想与人民沟通，他们不会使用荒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而是以国族主义情感，或者以苏联来说，就是帝国的光环。最后，这种意识型态跟着帝国一起分崩离析。其解体是共产主义体系在欧洲消失的原因之一。
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机器与有效但弱智的镇压剥削工具毁坏之后，作为学科的马克斯主义似乎被永远埋藏了，从一片荒烟蔓草中将之挖掘出来毫无意义。但并无为此争论之必要。我们对这个旧思潮的兴趣不在其思想／智识价值，也不在其至今仍存在的说服力。我们研究许多已不存在的宗教之神话，因为不再有信仰者并不会让这样的研究丧失趣味。作为宗教史与文化史的一部分，此类研究引领我们洞察人类的宗教活动，以及我们的灵魂与人类其他生活形态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思想之历史──无论是宗教、哲学或政治，都是对自我认同、身心成就之意义的探索。乌托邦历史的迷人之处不亚于冶金历史或化学工程。
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而言，还有其他更合理的原因，让它具有研究价值。长久以来相当受欢迎的哲学教义从来就还没完全死亡（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与今日的经济学意义并不相同，它是一种哲学的理想），他们改变语汇，在祕密文化中存活下来，即使很少被看见，他们仍然可以吸引人们，或使人惧怕。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智识传统，以及19、20世纪政治史的范畴；从字面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其不断反覆（通常也令人发颤）的自我标榜为科学理论—显然是有趣的。然而，将这哲学付诸行动带来难以言喻的悲剧性后果，使人类受苦：私有财产与市场被废止，受共有与国产计画支配，而这计画绝无实现之可能。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发现若要将人类社会转化为一个大集中营，马克思主义信条是很好的蓝图。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本意，但却是他所构思之美好光荣的乌托邦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影响。
理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学术机构的长廊拖着脚步，一息半存。因其内容贫瘠，故不难想像它会在某些拙劣但响亮的运动支持下获得力量。这些运动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已无关联，只是在寻找可以模棱两可地以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之议题。
共产意识型态似乎处于死后僵直的状态，而仍然利用此意识型态的政权极度可憎，因此看似复苏无望。但我们别急着预言（或反预言），因为利用并受此意识型态滋养的社会仍可能重起炉灶。也许病毒只是处在潜伏期，等待下一个机会，谁能说得准呢？毕竟人类长久以来都梦想着拥有一个完美的社会。
这三本书于1968到1976年间于波兰写成，当时只能梦想着他们在波兰出版。1976年到1978年间，由巴黎的文学出版社（the Institut Litteraire）出版，再由波兰的地下出版社翻印。1988年，亚涅克斯（Aneks）出版社在伦敦出版新的波兰文版本。直到2000年，审查制度与共产政权跨台之后，这本书才在波兰由涅斯克（Zysk）出版社合法出版。法拉（P. S. Falla）翻译的英文版于197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Press）出版。之后有德文、荷兰文、义大利文、塞尔维亚文与西班牙文译本。有人告诉我也有中文译本，但我从未见过。法文译本只出版二册，菲雅德（Fayard）出版社无法说明为何没有第三册，但我猜是怕引起法国左派分子愤怒，出版社无法冒此风险。
绪论（节录）
卡尔‧马克思是个德国哲学家。这似乎不算是特别长知识的话，然而这话却不像起初显得那样陈旧无聊。回想茹尔‧米希勒当年讲授英国史，开讲总要先交代一句：「诸位先生！英吉利本是个海岛。」是单知道英国是海岛，还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英国的历史，大有区别；如此解释英国历史，这一点自有一种意义。同样，说马克思是德国哲学家，也许言外之意是把他的思想当作经济分析和政治学说方面出现的一个体系，对他的思想及其在哲学上或历史上的重要性做出某种解释。这类讲法既不是不讲自明，也不是没有争议。而且，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个哲学家，半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照有些人说来，这个理论同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见解或认识论见解是一致的；而有些人抱持的看法是，恩格斯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精心创造的两、三个部分理论合成的一套理论。
目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思想传统，受到人们的注意，这种状况的政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有他们的反对派，全关心现代共产主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讲，是不是马克思学说嫡系后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最常见的回答，可以简短截说表达如下：(1)是，现代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十足体现，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带来奴役、暴政和犯罪的主义；(2)是，现代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十足体现，因此表示人类有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3)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信条严重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第一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反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二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三种回答相当于形形色色批判的、修正主义的，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本书的论点是，这问题的提法就错了，不值得回答。说得确切些，像「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怎样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或「假若马克思能看见他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他会有什么意见？」这种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无下文的问题，没有什么合理办法寻求一个答案。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任何具体方法，解决马克思没对自己提出过的问题，或是他那个时代还不存在的问题。假使他的寿命再延长九十岁，他总不得不改变意见，而如何改变，是我们无从揣测的。
认为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或「歪曲」的人，可说是企图替马克思开脱对自称他的精神后裔的人的行动应负的责任。同样，16、17世纪的异端和裂教者也曾指责罗马教会背叛自己的使命，企图辩明圣保罗跟古罗马人的腐化没有连带关系。同样，尼采的崇拜者也是企图为他的名字洗刷对纳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应有的罪责。这种企图的思想动机倒还清楚明了，可是在说明问题方面的价值几乎等于零。有充分证据表明，一切社会运动都要按种种实际情况来解释，而运动所依据的思想本源，运动要对它保持忠诚的那个思想本源，只是决定运动所採取的形式及运动的思想行动方式的各个因素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预先肯定，没有一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是自己的经典中断言的那个运动的「本质」的十足表明；但另一方面，这种经典也不仅仅是消极的东西，对运动的进程还是发挥着一种特有的影响。通常情况是，自称代表某个思想体系的社会力量，比那个思想体系强大，但是对自己的传统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因此，思想史家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拿某一种思想的「本质」同这种思想在社会运动上的实际「存在」相比较。问题倒是，原来的思想是怎样地、是由于什么情况，成了那么多相互敌对的不同力量的会合点；换句话说，这种思想本身有什么模稜两可的地方和彼此矛盾的倾向，结果造成了它过去的那种发展？有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文化史上还没有例外的记载，就是一切重要思想随着自己的影响不断扩大，总难免发生分裂和分化。所以，要问在现代世界上究竟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你认定正宗着作是可靠的真理来源，谁解释正宗着作解释得对，谁一定是掌握着真理，只有你不越出这个思想观点的圈子，才会发生上面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各派运动和思想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同样有资格打马克思的旗号—本书没有讲的一些极端情况不算。同样，要追问「谁是真正的亚里斯多德派，是阿威罗伊、是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庞蓬纳齐？」，或者问「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喀尔文、是埃拉斯摩、是贝拉民、还是罗耀拉？」，也问不出个名堂。后一个问题对基督教信徒来说也许有一种什么意义，可是跟思想史毫不相干。不过，历史学家可能关心考究，到底是原始基督教里的什么成分，使得像喀尔文、埃拉斯摩、贝拉民和罗耀拉那样不同类型的人能引据同一种原始资料。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人的思想，不认为思想完全服从客观事件，不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因为假如那样，研究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历史学家却不信思想代代相传而意义会没有多少改变。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当的研究项目，但是根据这种关系并不能判定哪些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即便是站在意识型态以外，也不等于是站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文化以外。相反的，讲思想的历史，尤其是讲一向影响最大的思想的历史，多少可说是练习做文化上的自我批评。这本书里，我打算根据一种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和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对于纳粹主义及其同德国文化的关系所採取的观点相似。托马斯‧曼有理由说纳粹主义和德国文化没有瓜葛，或者说它是对德国文化粗暴的否定和恶意歪曲。不过，事实上他没有这样讲，而是追问希特勒运动和纳粹思想这一类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德国，能发生在德国，是由于德国文化中的什么成分？他断言，每一个德国人从纳粹主义的兽行中会认出甚至从德国民族文化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身上（这是要害）也能看出的文化真面貌的变形，叫他不寒而慄。曼不愿意照平常做法，忽略纳粹主义的身世问题不谈，也不愿主张纳粹主义没有正当资格承受一部分德国文化遗产。他反倒坦率地批评那种文化，而他自己正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创造性成分。只说纳粹思想是对尼采思想的拙劣模仿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拙劣模仿的根本性质是能帮助人认出原人物。纳粹党叫他们的超人读《权力意志》；要说这件事纯属偶然，本来同样也可能选中《实践理性批判》，这话没有用。问题不是定尼采的「罪名」，尼采个人对他的着作被别人利用没有责任；然而，别人是如此利用了他的着作，这势必引起大家的惊恐，不能认为同如何理解他的内心本意无关而不予考虑。圣保罗个人不应对异端裁判所和15世纪末的罗马教会负责，但是探讨问题的人，不论是不是基督教徒，总不愿意讲基督教让卑劣的教宗和主教们的行为给败坏了或歪曲了；他一定尽力要发现，在保罗书信中是什么东西等到时机成熟造成了卑劣的犯罪行为。我们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应当抱同样态度。按这个意义说，本书不但是一派思想的历史概述，而且分析了这派思想的奇异命运。这派思想开始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发展的顶峰是史达林的万恶暴政。
图书试读
现存的每一派近代哲学思潮，都有自己的一段成形前历史，几乎可上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萌芽期。因此，这些哲学思潮比思潮的名称和分明形式历史悠久；提孔德以前的实证主义，或者提雅司贝尔斯以前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有意义。初看来，好像马克思主义情况不同，因为它是借创始人的姓名取名的；说「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跟「笛卡儿以前的笛卡儿主义」或「基督以前的基督教」一样，彷彿是自相矛盾。然而，连起源于某个人的思想潮流也自有一段前史，具体表现是一连串已然突出的问题，或一个个孤立的问题答案，由某个见解高超的人组织成一个整体，于是转变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当然，「基督以前的基督教」可能纯粹是玩弄词句，是按照和「基督教」一词的正常含义不同的意义使用这个词；但毕竟大家意见一致，认为没有学者们一向苦心获得的关于基督降临前不久犹太宗教生活的知识，就无法了解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下类似断言。「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这话没有意义，可是马克思的思想假如不在整个欧洲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看作对哲学家们几百年来以某种形式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答案，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成了空架子。只有连结到这些问题上，连结到这些问题的发展和以往各种提法上，才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知道它在历史上独一无二、价值永存。
最近二十五年，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做了有价值的工作，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留下来而由马克思提出了新答案的那些问题。可是那种哲学本身，从康德到黑格尔，却是要给古老的基本问题构想新概念形式，不从这些问题出发，根本莫知所云。不过，这些问题当然没有说尽德国古典哲学；假若这样的简化法真行得通，哲学史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会抹杀哲学上的一切发展同那个时代的独特关系。一般说来，论哲学史要守着两条彼此限制的原则。一方面，每个哲学家感到根本兴趣的问题，必须看作人头脑中好奇心的外在表现，也正是面对生活中呈现的不变状态，人头脑中的那种好奇心。
最近二十五年，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做了有价值的工作，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留下来而由马克思提出了新答案的那些问题。可是那种哲学本身，从康德到黑格尔，却是要给古老的基本问题构想新概念形式，不从这些问题出发，根本莫知所云。不过，这些问题当然没有说尽德国古典哲学；假若这样的简化法真行得通，哲学史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会抹杀哲学上的一切发展同那个时代的独特关系。一般说来，论哲学史要守着两条彼此限制的原则。一方面，每个哲学家感到根本兴趣的问题，必须看作人头脑中好奇心的外在表现，也正是面对生活中呈现的不变状态，人头脑中的那种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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