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家翁陈梦因 时光飞逝, 2017 年是我与陈纪临结婚四十週年,应商务印书馆毛永波先生之邀,撰写我们家的《食经》,谁知又因工作一再拖延,到今天(2019 年)终于出版了。回顾我家两代人走过的路,凡大半个世纪,兜兜转转,原来总是离不开中国烹饪及美食文化,顿感对命运安排的敬畏,更多的是心中无限的感恩。一切的因由,都是从我敬爱的家翁「特级校对」陈梦因开始。
我的家翁「特级校对」陈梦因(1910~1997),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国内着名的战地记者,他走遍大江南北,交游广阔,尝尽各地美食,是一位嗜食会煮的食评家,更是中国第一代在报章连载「食经」的专栏作家,也是香港首位将报章专栏文章辑录成书的作家。家翁的多本着作近年在香港和国内多次出版,书店里同时销售着我们陈家两代人的书,相距大半世纪的时代背景,各自不同的写作风格,但同样撰写饮食文化和烹饪心得,并且都受到巿场欢迎,此生于愿足矣。
家翁识饮识食,性格开朗幽默,常常开玩笑地对三个儿子说,娶老婆不需要挑靓女,要挑个「识字担泥婆」,意思是要挑个既有文化又要做得捱得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工作,有次家翁特意由美国来香港看看这个身材瘦削的未来儿媳妇。记得他约我吃晚饭,正值三号强风讯号,我们在港岛希慎道过马路时,他捉着我的手臂,说我太瘦了,怕我被风吹走,吃饭时他没有多讲及自己,但多次叮嘱我不要只顾工作,一定要多吃饭。不久我远嫁美国,才明白原来嫁入了一个饮食世家,家翁「特级校对」当时已具盛名,只是我这个过埠新娘未知道。自幼从不入厨的我,这才开始在实践中慢慢学习厨艺,并阅读和研究家翁所着的十册《食经》和他其他有关饮食的着作,获益良多。
家翁在各地尝尽中外美食,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他最开心的是在家里宴客。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宴之前他必亲自拟定菜单,并准备他最拿手的鱼翅和海参,其他菜就由我和纪临负责。每一次宴客,我们两人都累到筋疲力尽。从那时起,我们夫妻拍档的厨房生涯就开始了,谁知后来竟成就了我俩的共同兴趣和事业。严师出高徒,现在才深深理解到家翁的苦心,如今家翁不在了,我们反而希望还能听到他的谆谆训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纪临调任IBM 中国,我们有五年时间居住在北京,每年家翁两老都会到中国各地旅游,和我们一起到处品尝美食,这为家翁的写作带来不少新灵感。1996 年纪临退休回到美国照料年迈的两老,一年后家翁在加州病逝。后来我们在中国四个省份投资了四个独资农场,种植水果蔬菜和养羊,因工作需要,那十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做农业要与天斗、与地斗,当然也要与人斗,投资大,回报慢,工作辛劳,在承受了水灾、旱灾、风灾、雪灾、虫灾之后,特别是经过2003 年的那场非典,生意受到重创。我生了一场大病,我俩决定逐步放弃所有投资,开始退休生活。虽然损失了不少钱,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在国内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种植和养植方面,这是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没有的经验,而我们对食材的认识,也对后来写文化食谱书的工作帮助很大。
因工作的需要,我们去过或居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跟家翁一样,对各地的菜式和饮食文化充满好奇。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之余都要去尝当地的菜式,以及研究它的做法,回家后立即试做,并用文字记录下来。三十年下来,我们实在收获很丰富。退休后,我们整理了家翁留给我们的资料,和我们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开了一个小小资料库,把陈家两代人的食谱,重新整理并贮存起来,这才发现光是全国各地的食谱就有千多个,而记录下来的食材种类更不计其数。自此之后,研究中国的饮食文化和烹调技术,就是我俩退休生活的最大乐趣。
受到父亲多年的感染, 2009 年在出版社万里机构的鼓励下,我们开始了写作事业。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在香港出版了十四本食谱书,在台湾出版了四本。我们的食谱书,写的都是传统菜式,没有花巧,我们只是将陈家两代人的饮食文化知识、食谱和烹饪心得,毫无保留地写在书中,步骤和份量都尽量写得清楚细致,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工具书。我们的书与其他市面上的书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每本书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例如香港菜、客家菜、江浙菜、潮州菜、杭州菜、粥粉面饭等等。每次筹划一本书大约需时半年,我们都要一再到当地搜集菜式和饮食文化资料,并一次又一次地为菜式测试做法、味道和份量,务求尽量达到满意。我们秉承父亲的教诲,用心去做菜,用心去写作。我们是实体书的作者,每位读者都是用真金白银去买我们的书,我们要令读者看完之后,觉得这本书真的有用,值得这个价钱甚至超值,更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这是我们两代人的格言。
2014 年我们为北京一间出版社撰写艺术食谱书,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她们的引荐,我们认识了世界着名出版社Phaidon Press ,他们这几年正在出版一个国家食谱系列的书,每个国家只出版一本,介绍该国的地道食谱,并以国家名字命名。Phaidon Press 的国家食谱系列很成功,现已出版了多个国家的食谱,受到全球出版界的关注,并为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Phaidon Press 很重视写中国这本书,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国内外寻找合适的作者。在看过我们在香港出版的书之后,邀请我们撰写代表中国菜的这本英文书China: The Cookbook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努力,这本书于2016 年9 月中出版并作全球发行,今后还将会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中文等多种版本。这本书的英文版有七百二十页,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食谱书,有六百五十个食谱,菜式图片只有一百多张,介绍中国各地,包括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饮食文化和菜式。在与Phaidon 的合作中,学习到他们对食谱书的撰写技巧,以及编辑的严谨工作态度,使我们获益良多。我们有幸能以香港人的身份,撰写代表中国菜的这一本书,向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介绍中国的饮食文化,这是上天给我们陈家最大的恩赐,也是作为香港人的光荣!
四十年多过去了,我觉得自己还不算是家翁心目中合格的「识字担泥婆」,但家翁留下的珍贵心得,和他老人家二十多年的教诲和指导,使我一生受用不尽。从当年父亲的谆谆教导,到今天我们撰写的书得以走向世界,这就是由「传承」走向「承传」的路。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路上,默默地走着陈家两代人,我们承接先辈传下来的饮食文化,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发扬光大,再传向下一代,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承传」。中华民族的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是人民智慧的结晶,饮食文化就像一个大海洋,真是学之不尽。历史与文化,都是通过文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而得以保育和发展。我们愿尽微薄之力,在余生继续学习和研究,把承传中华饮食文化作为己任,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菜。
谨以本书,向我敬爱的家翁、尊敬的启蒙老师「特级校对」陈梦因先生致敬!
方晓岚
2019 年春
我的父亲陈梦因 1945 年抗战胜利,父亲带着全家定居香港。1951 至1953 年,当父亲撰写及出版《食经》时,他已经做战地记者、报馆编缉至总编缉等工作二十多年了。那时我还是个「九岁狗都憎」的顽皮小男孩,因为天生馋嘴,我自小就喜欢在家里的厨房转,有好吃的总有我一份。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根荔枝木和一个砂盘,家里需要磨花生酱的时候,我便会自告奋勇,搬一张小凳子,在天井里用砂盘和荔枝木磨花生酱,当然,试味也是我的责任,那现磨花生酱的香味至今未能忘怀。过年的时候,外婆做传统过年食品,像油角、角仔、笑口枣等,也总有我在旁转悠的身影。我对甚么都很好奇,凡事都想问个究竟,把外婆都烦透了,不过她是最疼爱我这个小帮手的。
八岁那一年,终于有机会动手了,那是我的第一次。那天父亲在家里请客,其中的「烧鸭」指派我负责。父亲教我把鸭子腌好吊干,我用长叉把鸭子叉住,在天井里烧起一个小炭炉,把鸭子在火上不停地转动。大概半小时后,鸭子皮色明亮,看来应该熟了,我高兴地告诉父亲鸭子已经烧好了。原来,鸭子皮是脆的,但鸭肉烤得半生不熟。记得当时父亲并没有责骂我,而是耐心地告诉我:「做菜不是用手来做,是用心来做。」我当时年纪还小,听了唯唯诺诺,长大后,人生经验多了,才明白这话真正的含义,也就从此把这话奉为座右铭。
父亲任职总编辑的那一段日子,是个大忙人,白天应酬不断,晚上回报馆直到天明,晚晚熬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记忆中,见父亲最多的时间,是父亲在週末带我们兄弟姐妹去饮茶吃点心。我们常去的是中环的大同酒家和金龙酒家,偶然也会吃顿晚饭,地方多数是在湾仔的操记,操记的叉烧和葱油鸡做得很好吃,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父亲另外一位好朋友是「骆驼牌」暖水壶的老板梁祖卿先生(我们称梁伯),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就认识了,最早的时候常在中环的环翠阁(中华百货公司阁楼)喝下午茶,后来更经常各带家小在旺角弥敦道的琼华酒家吃晚饭,一起讲饮讲食。梁伯的饮食知识很丰富,人也很风趣,我们从他那里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和梁家的友谊,一直维系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
1956 年我还不到十四岁,父亲便送我到台湾唸高中,傻乎乎地做了两年侨生,回港再读到高中毕业,便到美国上大学,直至父亲退休的这十一年间,我其实只有一年时间在家里居住,和父亲相聚的时间很少。直至1967 年父亲退休去美国加州定居,我才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
在美国加州的退休生活,父亲并没有停下来。他每天很早起牀,先泡一壶香浓的铁观音,吃一些简单的早餐,就坐在写字桌开始写作。父亲家后院旁边一个小湖,自己有一个小码头,风景恬静而优美,父亲有一只小艇,闲来就独自划船到湖中。父亲的大木书桌面向小湖,啖一杯茶,静静地在那里写作,是父亲一生的乐事。父亲退休后在美国再写了好几本书,包括《粤菜溯源录》、《记者故事》、《鼎鼐杂碎》、《讲食集》等,又为《大成》杂志和《美食世界》撰稿。年纪大了,父亲的字越来越潦草,我便成为他的抄稿人(后来晓岚也分担了这一任务),把稿子用原稿纸抄一遍才寄去出版社,也是因为抄稿,我现在的中文字还算写得端正。
除了写作,父亲还结识了多位在三藩市的厨师,包括梁祥师傅,并一同成立了美国西部中菜研究会,经常举行讲座和有关饮食的活动,为推动当地的中菜饮食和技术贡献力量。
尽管没有机会完成小学课程,年轻的父亲很勤力,全靠在活版印刷厂「执字粒」来看书自学。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常常建议人们多读线装书,多吸收内中的哲学。作为记者,父亲很有急才。有一次,他到日本採访当时的首相岸信介。当时,朝鲜战争刚过去不久,海崃两岸军事对峙,台湾海崃风云变幻,美国第七舰队在旁虎视眈眈,岸信介问父亲:「在这复杂的国际环境,日本应该如何自处?」父亲只答了一句:「答案可以从中国的线装书里找到。」
我父母亲都是乐于助人之辈,这可以从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中山县的羣众,自告奋勇,单人匹马深入匪巢,与为患广东的匪徒谈判,解了中山县被围这件事看出。另有一件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时期,很多文化人逃难到广西,当时薛觉先的粤剧团在桂林,苦无地方演出,大班人马几乎断粮,父亲知道后,立即找当地有势力人士帮忙,为剧团解决了问题,所以他结识了很多粤剧老倌,还出头做过戏班班主。
父亲任职战地记者时,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位记者要往某地採访,但是乱世中的火车非常挤迫,妇女和年纪较大的人都无法挤上车,父亲对同事说:「我还年轻,可以走路到下一个站,就让其他人上车吧。」结果他俩走到半途,便收到那班火车发生意外的消息,死伤无数。父亲说这是上天赐给他人生的第二次机会,于是更坚定了做好事有好报的信念。
抗日战争时期父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逃难到桂林,而我就在桂林市的临桂县出生,所以取名纪临。有一天大清早,父亲一位姓杨的朋友急急扣门,原来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他没有钱葬母。当时大家都在逃难,身无余钱,父亲二话不说,从我母亲手上脱下了结婚戒指,交给朋友说你拿去变卖了吧。母亲后来从不提这事,父亲为此愧疚了很长时间,后来买了几次戒指给母亲,母亲都只是放在保险箱内。母亲说,朋友有通财之义,有能力帮助朋友是很幸福的。父亲为人低调,从来不提自己曾帮助人的事情,但他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儿女的事。我妹妹纪新在香港出生,但只有出生証明(出世纸),父亲忘记为她申领香港身份证。后来妹妹长大自己拿着出世纸去补领身份证时,因为拿不出其他证明文件,办事的官员便问上司怎么处理,上司看到出世纸上我父亲的名字,便说:「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给他女儿发身份证吧。」
我家有五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兄弟姐妹各一,但只有我一个喜欢入厨,也多多少少继承了父亲的饮食衣钵。父亲退休后和我同住,他不写作的时候,便喜欢在厨房做他说的「搞三搞四」,比如炖虾子、发鱼翅、焖鲍鱼、发海参等,忙得不亦乐乎。家里的车房便是他的货仓,挂满了鱼翅、花胶,墙壁的储物架上放着干鲍、海参、虾子等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晓岚嫁入我家,父亲认为她是可造之材,便多加指导。从此家中所有请客做菜,便由我们俩负责,父亲为此更加感到非常高兴,经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们便从这些年的实践中,学到不少烹调的知识。
时光飞逝,父亲已去世多年,他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是为人勇敢乐观、勤奋谦虚、用心工作的榜样。他虽生于乱世,年轻时更经历穷困和战争,但依然不断研究及发扬中华饮食文化。我们今天的成就,离不开父亲多年的教诲,他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亲爱的父亲,感谢您!您是我们的骄傲,下辈子,我还是希望当您的儿子。
愿您在天堂安息!
陈纪临
2019 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