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在研析先秦文化思维时，参研以基督教为础石的西方文明，使用比较方法，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实属同一范畴之公天下文化，两者皆以圣洁公义之神为中心。近代学者指出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此一差异不仅是现代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也是古代与现代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歧异之处。本书为困惑学者长达几个世纪的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提供确切的解答。
著者信息
杨东声
台大中文系学士与台大中文研究所硕士。毕业后，赴美深造，专攻西方比较文学，于新泽西州州立罗格思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学位前，曾在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任中文讲师。毕业后，转赴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比较文学及中国文学助理教授。后返台，任国立中正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外文系系主任及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现任教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致力于中西文学、历史与哲学之教学与研究。曾在海内外的中英文期刊发表有关孔子、《诗经》、李白、杜甫、《西游记》、《红楼梦》与鲁迅等的论文。学术专书包括《苏轼的心路历程》、《苏轼及其时代》及《苏轼与华兹华思的比较研究》(英文)。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精神··························· 1
第二章 大禹治水·············································· 61
第三章 神人同工：后稷的出生··························· 77
第四章 商王僭用上帝之名·································· 97
第五章 周朝：「兴正礼乐」······························ 119
第六章 《诗经》中的神道思想··························· 149
第七章 弱肉强食的春秋时代：首霸齐桓公··········· 159
第八章 孔子的生平··········································· 169
第九章 孔子的仁道··········································· 205
第十章 墨子的博爱··········································· 263
第十一章 老子的自然说····································· 385
第十二章 庄子的自适论····································· 395
结 语······························································ 403
参考书目··························································· 413
图书序言
现代学者对孔子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宗教，一般抱着相当强烈的敌视态度。对他们来说，现代与古代中国两者之间，在思维及情怀上，似乎存在着一道令人无法跨越的鸿沟。外表看来，那些现代学者俨如他们的祖先，有完全相同的外貌特征，但是他们内心的思维跟他们的祖先却早已背道而驰，呈现出南辕北辙之势。二十世纪最震撼中国学术界的发现之一应该是甲骨文，现代学者对甲骨文字面的意思一般都能理解，但至于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维就难免令他们不时有扞格不入的感觉。甲骨文是当时人神交通的记录文字，现代学者或因受到孔子远离鬼神思想的影响：「敬鬼神而远之」，或因遵奉马克斯（1818-1883）无神论的教条，一谈到求神祷告，常有嗤之以鼻的倾向。因此他们看活在商朝事事寻求上帝的旨意的人，往往有轻蔑的态度，不是说他们迷信，就是说他们骗人，或者说他们愚蠢﹔换句话说，在现代一般学者的意识或潜意识中，他们活在商朝的祖先理当都是不入流的人物。当一个人把现代学者对他们祖先的敌意与春秋战国以前的学者包括孔子和墨子对他们祖先的赞誉之词互相对比的时候，现代学者对他们祖先蔑视的态度就难免更令人诧异了。究竟是现代学者对他们祖先的评价正确，还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学者对他们祖先的评价正确，兹事体大，是每个学者都应该正视深思的问题。就时间上来说，春秋战国以前的学者距古代比现代学者距那些时代要近，所以春秋战国以前的学者对他们祖先的看法一般应比现代学者深入可靠些。就可信的记录来说，中国的祖先如尧、舜、禹、汤、文、武，他们的为人、作风及思维，笔者以为确实要较后代的帝王高妙许多，他们所领导的世界因此不可能就一定比后世罪大恶极的多，应该不会如许多现代学者所描绘的尽是一个愚蠢无知和迷信的时代。其实，尧、舜、禹、汤、文、武的大环境所以能造就出他们杰出的人品与才智的事实即明确的显示出，他们所活跃的世界在思维文化上其实有可能胜于后世的地方。
先秦以前的文化，根据社会政治体制和思维来看，大抵可分成两大类，一为公天下的体制与思维，一为家天下或私天下的体制与思维。公天下的体制与思维的中心是神，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或者放在超越这个世界的一个永恆的精神世界上，英文称之为「彼世界 otherworldly」的思维﹔而私天下的体制与思维的中心却是自我，焦点放在这个世界，对超越这个世界的事情兴趣乏然，英文称之为「此世界 this-worldly」的思维。以一己为据点的私天下思维形式发展到极端便是利己主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在以上帝为据点的思维形式中，这种思维发展到极点就是利他主义，中国远祖尧、舜、禹时代的精神和春秋战国时代墨子的主张是这种公天下思维典型的例子，现代西方先进的文明国家所接受的基督教也隶属于此一范畴：「我不再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ζῶ δὲ οὐκέτι ἐγώ, ζῇ δὲ ἐν ἐμοὶ Χριστός。」（《圣经‧新约‧加拉太书2:20》）中国私天下体制所产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在利己与利他的思维折中之后出现的哲学，孔孟称之为中庸思想：「闲先圣之道，距杨墨」。自从汉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中国传统学者致力尊孔，同时排斥其他诸子的学说，完全以儒家的论点为根据，一心认定从尧、舜到孔子的思维是本质相同一脉相传的中国道统，这种说法不但误解了尧、舜及孔子思想不同的本质，同时助长了私天下体制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戕害。甚至到了现代体制变成共和以后，中国的灾难不但不减，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最根本的原因便在于一般现代学者对先秦文化有令人扼腕的偏见与误解。
尧、舜时代公天下的共和体制，传贤而不传子，用人不是一味的只凭关系，而主要以贤能与否为标准，整个邦国的精神与体制的运作都在于体现神的诫命，照顾天下的生民百姓，「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上帝命令当时的君王不分区域疆界去照顾天下的生民百姓，而不是一心为己为家。当时一般人生活的中心、重心与基础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圣洁的神，例如舜还只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时候，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企图谋杀他，《尚书‧大禹谟》记载说他每天到田里，「日号泣于旻天」，向天伸冤，结果「至諴感神」，得到神的帮助，最终获得尧的青睐。《诗经‧大雅‧生民》也传述周始祖弃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抛弃，后来得到神的帮助，成为尧、舜信赖的农业大臣，不仅建立了周朝农业社会的基础，更教导了周人敬天畏神的精神。禹在外治水，孟子说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说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以今天强调私天下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不是不近人情就是大逆不道，但是禹那个时代强调的不是人或家庭，而是天或上帝，他当时所想的主要不是他自己或他的家人，而是圣洁的上帝。神要禹治水，照顾百姓，不要说八年，十三年，就是更多的时间，他都必须遵从神的旨意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说他「致孝乎鬼神」，而不是孝顺父母，说得再清楚不过，就是指当时人跟圣洁的神之间密切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孔子因距离禹的时间比现代学者近，所以孔子的说法比众多现代学者漠视神而企图将禹塑造成一个孝顺父母的人要正确可信许多。
因为历代帝王的提倡，孔子的思想对中国文化有无比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可说已经成了偶像，他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一向被认为是从尧、舜传下来的道统的一部分，笔者在书中对孔子跟尧、舜的思想在本质上根本歧异的地方做了详细的分析。孔子的仁是强调人际关系、严分阶级、讲究等差之爱且以人君为基础、远避鬼神、带有自私自利色彩的思想。人君在孔子的人伦思想中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人制约的独夫，他可以为所欲为，虽然人臣可以建议，但听不听只能由君主个人做主，旁人是无法勉强的，君主不听，臣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礼记‧曲礼下》说：「为人臣之道，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显」这个字一般被解释成公开的意思，笔者以为大臣跟君主私下相处的机会有限，如果做公开解，大臣不能在公开的场合对君主进谏，那么大臣可以进谏的机会就会少之又少，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机会进谏。「显」这个字在这里应该解做明显或者俗语所说讲话讲得太露骨的意思，《礼‧曲礼下》建议大臣进谏应该要委婉含蓄，不要说得太过强烈，针锋相对，把局势闹僵，断绝了后来继续进谏的机会。这跟《礼记‧坊记》中所说的「微谏不倦」的「微谏」意思相同，就是郑玄註中所说的「怡色柔声以谏」的态度。礼记说一个臣子如此进谏可以谏三次，谏了三次以后，君王不听，就只能离开。《礼记‧表记下》同时记载孔子有关大臣进谏君主的一段谈话说：「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孔子以为一个大臣服侍君主，进谏三次以后都无效，大臣还不离开，那就是贪心利禄了。孔子在《论语‧先进》里更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君王不听大臣的意见，孔子认为做臣子的最后只有离开朝廷一途。
本书在详细分析孔子的学说时，指出孔子主张的君臣之道含有极大的弊端，他强调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礼记》的「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基本上是一种消极逃避的私天下思维，与提倡公天下思维的墨子组织了强大的军事队伍，跟草菅人命的奸邪君主进行殊死斗，两者的心态完全相反。孔子对不利的政治局势主张消极逃避的态度，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心态，导致一般中国人对邪恶常常产生妥协逃避的现象，因应这种情景而出现的中国成语，「熘之大吉」与「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很明显的表现出临阵脱逃在一般中国人眼中，不仅不是一件羞耻的凶兆，反而被颂扬成大吉祥的智慧。孔子的教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对解决腐败的政局不仅毫无助益，反而令邪恶小人雀跃不已，奸臣贼子最喜乐的事莫过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自动退出政坛，国家政府完全由他们把持，中国一乱再乱，这跟孔子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对邪恶採取消极逃避以及无条件妥协的私天下思维有不可分的关系。本书正文会提到，当孔子的祖国鲁国有乱，孔子立即跑到齐国去避乱﹔当陈国有乱，他又跑到卫国去寻求一官半职，孔子跟一个国家的关系，有如日常用语中所说的酒肉朋友，承平之时，关系密切，遇到灾难，人便不见踪影，顿时烟消云散。齐国甚有气节的大臣晏婴和备受现代学者推崇的墨子对孔子的评语：「繁饰邪术以营世君」，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在世界文化史上，对邪恶的政治现实能够永久坚持争斗的民族，就笔者所知，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了。犹太人跟华人都是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但是犹太人所以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原因与华人基本上大相径庭。华人大体遵守孔子的教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碰到乱世，比如西晋时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本能的反应就是「三十六策，走是上计」，而「熘之大吉」，从中国北方逃到南方，再从南方逃到南洋或世界其他各处去：「河北士族大多逃奔幽、并等晋室遗存州镇。所以在『永嘉之乱』中，流亡江东的士族大多来自黄河以南地区─后来，这被视为客家人的发祥地。」1960年代台大政治系教授黄祝贵所写的一篇文章，「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描述这种在危险混乱的困境中力图逃亡的私天下思维在台湾所造成的现象。正统犹太人的观念与受孔子影响的华人迥异，即使生逢乱世，犹太人一般会死守家园，全力抗争，拒绝脱逃：「耶华神是我的庇护所，你们怎么可以跟我的灵魂说：『你应该像鸟一样逃到山里』」（圣经‧诗篇11:1）。以色列亡国以后，大批的犹太人被亚述王强迫迁徙离开他们热爱的家园，「于是亚述王把以色列驱赶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哈勃，沟攘河，马答的各个城市中 וַיֶּ֧גֶל מֶֽלֶךְ־אַשּׁ֛וּר אֶת־יִשְׂרָאֵ֖ל אַשּׁ֑וּרָה וַיַּנְחֵ֞ם בַּחְלַ֧ח וּבְחָב֛וֹר נְהַ֥ר גּוֹזָ֖ן וְעָרֵ֥י מָדָֽי:」（列王记下18:11）；如此，犹太人开始散佈到世界各地，他们不像一般中国人，动辄口诵「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熘之大吉」，自动移民，寻求安乐之地；他们也不像新加坡的华人一样，在中国之外，另外建立一个国家。即便犹太人身在国外，他们普遍一贯的信仰还是要返回以色列的家园。他们遵守神的教导，对家园流露出无比的热爱：「因为你的仆人迷恋她的石头，热爱她的尘土 כִּֽי־רָצ֣וּ עֲ֖בָדֶיךָ אֶת־אֲבָנֶ֑יהָ וְאֶת־עֲפָרָ֥הּ יְחֹנֵֽנוּ」（诗篇102:15）。就因为这种死守家园、力争不懈的信念，他们在亡国长达两千多年以后，能够从世界各地的角落再回到他们的故土，驱逐佔领他们故土的异族，重建以色列国，一跃成为中东的超级强国。犹太人这种坚持不懈的公天下思维，对深受孔子私天下思维影响、动辄逃亡的中国人，确实有值得借鑑之处。
因为孔子把君主推举为人伦社会的至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般因此都有偏袒君主的迹象。在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的《史记》把君主与臣子分开来列传，君主的部分称为「本纪」，臣子分成两个部分，位高权重且有重要影响的臣子成为一个单元，称为「世家」，一般的臣子另成一个单元，名为「列传」﹔在列传的这个部分，司马迁把一些奉公守法的官员合在一起，立了一个「循吏列传」，另外也把一些残酷的官吏别立一章，称为「酷吏列传」。司马迁把君主与臣子分开立传的体例清晰地表明了在他的私天下思维中君臣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他来看，独佔天下的君主高高在上，显然不可用善恶来区分，而臣子却有必要以善恶来论断，循吏应该称扬，酷吏应该贬斥。《宋书》的列传虽然有二凶，《南史》虽然有贼臣，但是两书都是把杀害君王的大臣列为邪恶的臣子。真正开始把人品邪恶的臣子挑出立传的是宋朝欧阳修和宋祁合撰的《新唐书》，分有奸臣、逆臣、叛臣三类，《宋史》沿袭《新唐书》的体例，列有奸臣和叛臣，《元史》照列奸臣和叛臣，《明史》也有奸臣传，从欧阳修和宋祁合撰的《新唐书》开始，「奸臣」在中国史上便成了一个常用的词。相对的，君主却一直没有忠奸之分，似乎他们总是超乎邪恶之上。历史上到处都是奸臣，而却不见「奸君」这个词，传统的历史因此往往把过错推给大臣，而却处处设法替君主开脱罪名，似乎做了君主就绝对不可能变成奸人，跟奸就毫无关系。以家喻户晓的岳飞为例，照私天下的想法，天下是赵家的天下，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君王一人的奴婢，他们能活着全是赵家的恩典。如此，岳飞枉死只能完全是奸臣秦桧的过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至于高宗似乎什么罪过都不必担当。
其实在私天下的中国，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大臣一般都是看君王的脸色行事，君王宠信的大臣也往往是那些特别能揣摩主上心意的臣子，那些宠臣所以能手操重权，也是因为君王知道他们会照自己的心意办事，所以那些奸臣的罪行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应该也是君王的罪过。如果没有宋高宗的首肯和授意，秦桧应该是杀不了岳飞的，所以岳飞的死绝对应该归罪到宋高宗。此外，就公天下的思维来说，岳飞是自绝生路。他大可以像舜、汤、文王、武王和墨子一般，选择对抗的办法，但是私天下的心态是「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这是公天下与私天下思维根本不同的地方之一。即使舜的全家要杀他，但是如果圣洁的上帝要他活，他就不能不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有尊严，所以不管谁要杀他，他就不能不抗争。而在私天下的思维中，君令一下，就只好俯首听命。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如是，秦始皇的太子扶苏也如是，即使他接到的诏书不是秦始皇的手笔，而是赵高伪造的文书，显然只要是诏书，不论对错，就必得顺从，这是私天下思维必然的局限之处。
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经过数千年儒家思想的薰陶，和政府宣传教条无止境的灌输之下，在潜意识中，早把邦国领导看做一个超凡入圣近乎神的特殊范畴，君王在所有的事情上，几乎都有道德豁免权。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要摆脱此一私天下思维的桎梏，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墨子所代表的公天下思维理当有所认知，在公天下的思维里，普天之下，就如墨子所说：「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或如庄子所说：「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人皆是天的臣民与子女，在圣洁的神的面前，一律平等，没有永久享受道德豁免权的特权阶级存在的空间。天下既不是赵家的天下，江山也不是爱新觉罗的江山，而属于所有的人。公天下与私天下的区分，不仅呈现在体制上，更显示在思维中。在迈向公天下的旅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须要注意体制的建立，更应该讲究所以成就其特有体制的公天下精神。笔者以为，如果没有相应的公天下精神，即使建立公天下的体制，而支撑体制运作的仍然是私天下的精神，结果往往也是徒具虚文，表面文章，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在表里不一的情形下，不会有太多的实质意义可言。
图书试读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再没有第二个时期是如同尧、舜的时代一般那么受到后人普遍的推崇与赞誉﹔也再没有人是像尧、舜一样，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之下，被现代学者任意污蔑的。尧、舜在历史上的评价所以会在现代产生巨大无比的争议，被不少现代学者视为愚蠢无知或残忍，主要的原因是现代学者处在一个专制体制的压迫之中，又遭到西方列强势力无情的凌辱，普遍缺乏对自身应有的自尊，在失去自尊的情况下，难免对孕育自己的传统也产生怀疑。其实，如同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说，尧、舜的思维属于中国文化最为优良的部分。尧、舜公天下的时代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在神人互动的关系上也是令人瞩目的时代。
尧是中国古史上鲜见的一个贤君，他处于非常的时代，有不寻常的才能，非同小可的政绩，「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他活跃的时代，风云际会，出类拔萃的人物如众星拱月一般环绕在他身边，舜、契、后稷、皋陶、夔、益、禹尽显神通，各展才华，为华夏文明奠定了持久而不可撼动的根基。历代对他的人品与成就的评价可说是登峰造极，无可复加，《尚书‧尧典》说他「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足以感通天地；《史记》也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因为他崇高的人品与杰出的领导能力，尧在位很久，总共七十年。尧在历史上被后人推崇的不仅是他的领导能力，特别是他树立的公天下的例子。
用户评价
《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迪之旅。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对古代先贤的敬意，他如同一个勤奋的探险家，发掘着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宝藏。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生死观”的论述所打动。在那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人们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必然，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作者通过对儒家、道家、墨家等不同学派的生死观的梳理，展现了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在这一终极命题上的多元探索。他分析了儒家如何强调“未知生，焉知死”，道家如何追求“顺应自然，与道同归”，以及墨家如何将生命置于服务大众的宏大叙事中。这些不同的生死观，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面对生命无常时的不同态度与哲学思考。《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让我看到了，即使在面对普遍的生存危机时，先秦的思想家们也从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它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敬畏，也让我学会了如何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
评分《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这本书，如同一坛陈年的美酒，越品越有滋味。作者的文字如同潺潺流水，自然而然地将我带入先秦那片波澜壮阔的思想海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辩论”与“逻辑”的梳理。在那个言论自由、思想活跃的时代，各种学派为了争夺话语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作者通过对名家、逻辑学等学说的分析，展现了先秦时期思维的严谨性与批判性。他细致地剖析了“白马非马”等辩题的论证过程，揭示了当时思想家们在语言、概念、逻辑推理上的高超造诣。这种对思维方法的深入探讨，让我看到了先秦时期哲学发展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大而化之的哲学，更是关于如何清晰思考、如何有效论证的逻辑实践。我曾以为逻辑学是西方哲学的产物，这本书彻底纠正了我的认知。《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让我认识到，先秦时期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它不仅塑造了中国的文化，也为世界哲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评分当我合上《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最后一页时，心中涌起的是一种久违的宁静与启迪。作者的叙述风格如同一位温和的长者，循循善诱地引导我走进先秦那片思想的沃土。我尤其被书中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所吸引。在现代社会，我们往往将“天”视为自然，而将“人”视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创造者，但《先秦思维文化研析》却向我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学派对于“天”的理解，无论是将其视为冥冥中的主宰，还是将其看作客观的自然规律，都揭示了先秦思想家们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他讨论了“天命”的观念如何影响了政治决策，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如何为后世的哲学和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这种对宏大命题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各个学派之间相互影响的考量，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更为丰富的先秦精神世界。我曾以为先秦的哲学是晦涩难懂的，但通过这本书，我发现那些古老思想中蕴含的智慧，恰恰是我们今天面对诸多困境时所需要的。它让我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一个更广阔的宇宙尺度下理解自身的存在。
评分当我翻阅《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时，我被一种强烈的学术严谨性和人文关怀所打动。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对先秦思想家的尊重，他并非居高临下地评判，而是试图走进他们的世界，理解他们的困境与追求。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在那个以君权为核心的时代，能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者通过对儒家、法家等不同学派关于“民”的观念进行梳理和比较，揭示了民本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萌芽、发展与演变。他详细阐述了儒家如何通过“仁政”来安抚民心，法家如何通过严苛的律法来维持秩序，以及道家如何追求“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这些不同的治国理念，虽然在方法上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民”的关注。《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让我看到了先秦思想家们在构建理想社会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也让我思考，这些古老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政治治理、社会建设方面提供启示。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充满思想的火花，它让我受益匪浅。
评分《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穿越千年思想河流的奇妙旅程。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过于学术化的艰深论述，而是以一种质朴而富有力量的笔触，勾勒出先秦时期士人精神世界的全貌。我特别欣赏作者对“名”与“实”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在那个以贵族身份为尊的时代，人们对于“名”的看重，与“实”的脱节，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生动地展现了不同思想家是如何就此问题展开论战，以及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他详细阐述了法家如何强调“名实相符”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而儒家则更侧重于通过道德修养来统一“名”与“实”。这种多角度的比较和深入的解读，让我对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我曾以为先秦就是诸侯争霸，战火纷飞，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在那表面的动荡之下，思想的火花从未熄灭，各种关于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安顿人心的讨论，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它让我意识到，古人的智慧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这本书，正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份宝藏的绝佳指南。
评分初次翻开《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我便被那扑面而来的古老气息所震撼。作者并非直接将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以一种抽丝剥茧的耐心，将先秦时期那孕育了后世辉煌的思想种子，一点点从文字的缝隙中挖掘出来。我尤其欣赏他对“礼”的深入剖析，不再是流于表面的制度讲解，而是试图探究“礼”背后所承载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以及人际交往的根本逻辑。例如，书中对“庶民之礼”和“贵族之礼”的区分，以及“乐”在维系社会和谐中所扮演的角色，都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曾以为先秦只是一个野蛮生长、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它让我看到，即便在那个看似粗砺的年代，人们也已开始构建一套复杂的精神体系，试图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求秩序和意义。作者运用了大量未曾接触过的早期文献，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比喻和类比，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我穿越时空，亲临那一个个思想交锋的时代现场。那些关于“天命”、“德行”、“仁爱”的讨论，不再是历史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变得生动鲜活，仿佛能听见先哲们激昂的辩论声。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在于它启迪了我思考当下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根源，让我对“我们从何而来”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评分《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扇通往智慧殿堂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先秦时期那些闪耀的思想光芒。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感染力，他没有将历史事件作为独立的碎片呈现，而是将其巧妙地编织在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我尤其欣赏他对“兼爱”与“非攻”的解读。在那个弱肉强食、战乱频仍的年代，墨家提出的这些理念，在今天听来仍旧振聋发聩。作者不仅阐述了墨家思想的核心要义，更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了墨家为何会提出如此激进的主张，以及这些主张在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阻力。他细致地分析了墨家在逻辑学、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打破了我对墨家仅是“墨守成规”的刻板印象。通过对墨家学说的深入研究，我看到了先秦时期思想的多元与碰撞，也看到了人类在追求和平与公正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有先驱者在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道路。《先秦思维文化研析》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的赞歌，它让我对过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评分读罢《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座思想的迷宫中跋涉许久，终于在作者的引领下，找到了那条通往核心的幽径。我最难忘的是他对“道”的探讨，这无疑是先秦思想中最具哲学深度和神秘色彩的概念之一。作者没有简单地将“道”定义为某种固定的理论，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他追溯了“道”在不同学派，如道家、儒家、法家等心中的不同侧重和诠释，揭示了这些看似迥异的思想体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触及那个超越经验、指导宇宙运行的终极法则。特别是书中对“无为”的解读，让我醍醐灌顶。我一直以来都将“无为”理解为消极避世，但作者通过对早期文献的细致梳理，阐释了“无为”并非放弃行动，而是顺应自然规律，以最有效的方式达成目标，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远见。这种对复杂概念的抽丝剥茧，以及对不同学派之间微妙联系的洞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洗礼，它挑战了我固有的认知，拓展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开始意识到，许多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个遥远的时代，而《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正是解开这些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评分当我阅读《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时，我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以一种深情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带领我走进先秦时期那些充满智慧与激情的灵魂。我特别被书中关于“君臣关系”的探讨所吸引。在那个以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如何处理君臣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是历代统治者都面临的难题。作者通过对儒家、法家等不同学派关于君臣相处之道的论述，展现了先秦思想家们对于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的探索。他分析了儒家如何强调君主的德行与仁爱，法家如何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与律法的约束，以及道家如何主张君主应“无为而治”。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古人在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找到最优解的。《先秦思维文化研析》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更让我思考了权力、责任与伦理在任何时代都是永恒的课题。
评分掩卷《先秦思维文化研析》，我仿佛置身于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盛宴，回味无穷。作者的叙述风格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精准而生动地引领我探索先秦那片思想的沃土。我尤为惊叹于书中对“战争观”的细致描摹。在那个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时代，战争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作者深入剖析了不同学派对于战争的看法，从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到墨家的“非攻”，再到儒家的“仁义之师”，以及法家对战争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的强调。他不仅阐述了这些观点，更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背景下进行解读，揭示了战争观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这种对历史现象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让我看到了先秦时期思想家的智慧是如何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得到体现的。《先秦思维文化研析》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并非只是简单的武力对抗，更是思想、文化、道德的较量。这本书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思想的启示，它让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冲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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