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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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1909-1995）不仅有其心性之学的诠释与建构，同时有其政治与社会的关怀与思考。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其政治与社会思想一直都有表达。从早年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对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探究，到晚年对两岸关系与台湾认同的申论，以及一生批判共产主义，在反省与检讨的基础上提倡自由、民主，都是力图要为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实践提供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

　　彭国翔透过本书遍检《牟宗三先生全集》相关文献，利用新发现的佚着和《全集》未收的通信，将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置于其所在社会、历史与思想的整体脉络之中，予以了全面与深入的梳理和考察。本书採取了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交互为用的研究方式，依据具体内涵，将牟宗三的「现世关怀」分成七章，一一详加论述；通过概念的分析和澄清，微观的功效在全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挥。但着者并不是为分析而分析，把每一章当作一种孤立现象来处理。相反的，他的目的是展现牟宗三的「现世关怀」的全貌。因此，各章之间都互相关联，合而读之，即成一宏观的整体。本书的另一重大特色是网罗牟宗三的着作鉅细不遗，从佚文到未刊书信，凡是和「现世关怀」相关的文献，已搜集到应有尽有的地步。

　　本书第一章是牟宗三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第二章是牟宗三关于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和形态的主张。第三章是牟宗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第四章是牟宗三一生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第五章是牟宗三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看法。第六章是牟宗三对于民主政治的肯定和反省。第七章是牟宗三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的见解。

　　《智者的现世关怀》既从结构上展现了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各个方面，也大体照顾了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在时间发展上的顺序。此外，如果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反映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中「破」的方面，第五至第七章则主要反映他政治与社会思想中「立」的方面。

　　总的来说，本书顾及牟宗三一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各个方面，同时力求对每一个方面都予以彻底的把握和分析。其二、以尽可能全面掌握牟宗三的各种原始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其三，对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处理方式。

名人推荐

　　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推荐！

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本书深入剖析了台湾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牟宗三先生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谱系。牟宗三先生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与西方康德哲学进行创造性的会通和重建，其思想的旨归，最终落脚于对当代人类社会现实的关怀与回应。本书旨在梳理和阐释牟宗三思想体系中，关于国家、社会、伦理与政治实践的精微之处，展现一位“良知学者”如何在宏大的哲学建构下，关怀着具体的世间事务。 第一章：儒家心性论的政治意涵——从道德主体到政治主体 牟宗三思想的基石在于其对“良知自我”的强调。本章首先回顾了儒家由孟子“性善论”发展至宋明心学（尤其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历程，并重点阐述了牟宗三如何通过对良知本体论的坚持，为政治主体性奠定道德基础。 传统儒家将“为政在人”视为核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实现良好政治的前提。牟宗三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但他更进一步，力图将这种主体性推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他认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其基础不在于外在的制度结构，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我”的觉醒与实践。只有当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得以彰显，政治义务和公民责任才能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而非外在的强迫。 本章将详细探讨“良知即是道心”的命题如何转化为“良知即是良能”的实践指向。在牟宗三看来，政治的“善”并非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而是需要通过个体自觉的“努力”来实现。这种努力，要求社会成员不断反思自身，去除“人欲”的蒙蔽，回归良知的主导地位。这种内在的道德实践，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是超越权术和工具理性的源泉。 第二章：康德哲学与儒家“道德实践”的会通 牟宗三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将康德的道德哲学引入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诠释中。本章聚焦于康德“绝对命令”与儒家“天理”之间的深刻对话，并探讨这种对话对理解现代政治伦理的启发。 康德的实践理性强调“自律”，即人是自己道德法则的立法者。牟宗三通过对“良知”的深度挖掘，发现儒家早有类似的主张。良知不仅是知识的源泉，更是道德实践的绝对律令。这种自律性，是抵御外在权力侵蚀和维护个体尊严的关键。 在政治层面，这种会通意味着，真正的政治秩序不应建立在强权或功利主义之上，而必须以尊重人的主体性、确保其道德自由为依归。本章将分析牟宗三如何运用康德的“目的王国”观念，来描绘他理想中的儒家“大同社会”图景，一个所有人都被视为目的而非工具的理想社群。这种思想对当代人权、正义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科学、民主与社会关怀 牟宗三的思想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对现代性带来挑战的深刻回应。本章将重点考察他对西方现代政治范畴的接受、批判与改造。 在民主的议题上，牟宗三并非完全排斥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坚持民主的根基必须是道德性的。他担忧“数目字管理”和功利主义的盛行会侵蚀政治的道德维度，导致民主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效率的工具。他主张的“道德的民主”或“良知政治”，要求政治决策过程必须具备深厚的伦理反思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同时，他也正视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牟宗三区分了科学的“就事功”的理性和良知“就心性”的理性，强调后者才是指导人类社会走向正途的根本。科学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但无法解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终极问题。因此，政治的智慧必须回归到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怀中来。 第四章：良知政治的社会面向——秩序、规范与公共精神 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最终体现在对社会秩序和公共精神的构建上。他强调，一个成熟的社会，其规范并非仅仅依赖法律条文的约束，更依赖于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精神”。 本章将探讨“礼”在牟宗三思想中的当代意义。礼，在传统儒家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在牟宗三的诠释中，它转化为了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的“道德默契”。这种默契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润滑剂。没有这种内在的、道德的规范，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终将沦为空洞的符号。 此外，本书还将分析牟宗三对“社会正义”的独特理解。他的正义观根植于对个体道德价值的肯定，而非单纯的财富再分配或权利的机械平衡。社会正义的实现，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去实现其良知、成就其道德人格的社会环境。这要求政治权力必须承担起保护和培养这种道德潜能的责任。 第五章：当代启示录：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远见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总结牟宗三政治社会思想的独特价值，并探讨其对当下全球性困境的启示。 在意识形态对立加剧的时代，牟宗三的会通之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他的思想不属于任何既有的政治光谱，而是提供了一种基于“人性”的、普遍适用的伦理坐标。这种坐标要求政治实践必须时刻警惕自身工具化的倾向，坚守对人的尊严的承诺。 最终，牟宗三的“现世关怀”指向的是一种在尘世中努力实践理想的勇气和智慧。他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是对所有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尊重传统又拥抱现代性、既追求效率又关怀道德的社会的思想家和实践者的深刻邀请。本书旨在使读者能够清晰把握这一深邃思想的脉络，并将其精神内核应用于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实践之中。

作者简介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任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副会长、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Comparativ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编委等。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并担任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马普研究院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曾获德国洪堡基金会与教育部颁授的“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和宗教的比较。

　　着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学生书局，2003；北京三联书店，2005）、《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3；北京中华书局，2015）、《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

序　《民主评论》新儒家的精神取向──从牟宗三的「现世关怀」谈起　余英时
 
导言

第一章　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批判
一、引言
二、唯物辩证法批判
（一）以维护形式逻辑的方式批判唯物辩证法
（二）直接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三、唯物史观批判
（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
（二）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不能相通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抽象的区分」而非「具体的事实」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辩证法的矛盾关系
（五）阶级斗争并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二章　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论
一、引言
二、中国历史的分期与各期社会的性质
（一）上古：现物交换的古代共产社会
（二）周代：现物租税的封建主义社会
（三）秦汉以降：专制主义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几个问题的驳论
（一）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和奴隶制的问题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社会的问题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
（四）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问题
（五）中国历史的「反复循环」问题
（六）驳论的关键：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特殊性
四、中国社会的未来展望：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
（一）非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
（二）有别于欧美式的民主政治
（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第三章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二、对三○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判断
（一）土地分配与人口分配
（二）生产方式
（三）经济局面与社会形态
三、解决三○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案
（一）批评：针对当时流行的四种方案
（二）方式：从经济方面着手，从经济关系来组织农民
（三）目标：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四、结语
 
第四章　共产主义批判──以《全集》未收之《共产国际与中共批判》为中心
一、引言
二、对共产主义「家庭」、「国家」和「大同」观念的批判
三、对于「唯物论」的批判及其「人文主义的理想主义」
四、批判共产主义的一生轨迹
五、批判共产主义的根源
六、结语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追求与检讨
一、引言
二、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中国传统自由观与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观
三、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四、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六章　民主政治的肯定与反省
一、引言
二、传统中国政治的观察与判断
（一）君、士、民的结构
（二）政治人物的三种类型与命命相革（人治）的循环史
（三）政道与治道
（四）君主专制的三大症结
三、民主政治的肯定
（一）民主政治的「本义」与必要
（二）民主政治的普遍性
（三）民主政治是科学和法治的保障
（四）民主政治是事功的保障
（五）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多元的政党政治
四、民主政治的局限与反省
（一）民主政治无法负责社会风气的改善
（二）民主政治需要文化教养和道德理性的支撑
五、结语
六、附：对大陆民主运动的看法
 
第七章　两岸关系与台湾认同
一、引言
二、论两岸关系
三、论台湾认同
四、结语
 
附录：「出」「处」之际见儒家
后记《民主评论》新儒家的精神取向──从牟宗三的「现世关怀」谈起

序（节录）

《民主评论》新儒家的精神取向──从牟宗三的「现世关怀」谈起／余英时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所创建的哲学系统既广大又精微，因此数十年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分析与阐释之作不计其数，而且仍在不断增添之中，彭国翔先生的《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则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的最新贡献。

　　本书之所以「别开生面」便在于它的探讨对象不是牟宗三的哲学系统，而是他的「现世关怀」，这是以往研究者极少触及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因为国翔不重视牟的哲学。恰恰相反，哲学是国翔的专业，而且早在大学生时期，即八十年代后期，便已对牟的哲学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因而在研究生时期即已获得了「牟宗三专家」的雅号。三十年来他读遍了牟的一切论着，对于牟的哲学系统有着很透澈的认识。关于这一点，祇要一读他对于牟氏哲学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概念」所作的分析便完全清楚了。那么国翔为什么从牟的哲学（「内圣」）转向牟的「现世关怀」（「外王」）呢？原因很简单：由于牟深信「解决外王问题」必须「本内圣之学」，他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其现实政治与社会关怀的产物。」国翔因此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

　　要想对牟宗三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哲学思想，不能仅仅以「经虚涉旷」的哲学家视之。只有对其一生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有深刻的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与思想世界的全貌。

　　这也是国翔对于他「别开生面」的最明确的解答。

　　国翔写此书的主旨是「对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做一全面与深入的梳理」，通览全书，我觉得他确实取得了高度的成功。限于篇幅，下面让我揭示本书两个最显着的特色。

　　第一，本书採取了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交互为用的研究方式。着者依据具体内涵，将牟先生的「现世关怀」分成七章，一一详加论述；通过概念的分析和澄清，微观的功效在全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挥。但着者并不是为分析而分析，把每一章当作一种孤立现象来处理。相反的，他的目的是展现牟的「现世关怀」的全貌。因此，各章之间都互相关联，合而读之，即成一宏观的整体。不仅如此，本书的宏观综合并不止于「现世关怀」这一层次，据我所见，另有两个层次的宏观也应该特别指出：其一，「现世关怀」属于「外王」范围，但着者随时不忘怎样将「外王」和「内圣」联系起来。所以他一方面一再引牟的自述，强调一九四九年以后专心寻求「内圣」如何开出「外王」的途径，另一方面则郑重地揭出牟晚年一个重要论断：新时代所要开出的「新外王」便是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着者在牟氏政治思想和哲学系统之间所作的宏观综合。其二，着者说：

　　本书对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探讨，尽管在概念的分析与澄清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和运用，但绝不将讨论和辨析局限于抽象的观念推演，而是尽可能将其置于牟宗三所在的社会历史与思想的整体世界和脉络之中来加以考察。

　　这是孟子「知人论世」的研究方式，后世所谓「即事以言理」也是此意。（现代西方“contextualism”一派也大旨相近。）可见本书的宏观已超出牟宗三「内圣外王」的思维之上，而进一步与他的整个时代融合为一体了。

　　第二，本书的另一重大特色是网罗牟宗三的着作鉅细不遗，从佚文到未刊书信，凡是和「现世关怀」相关的文献，已搜集到应有尽有的地步。不用说，在这样坚实而广阔的文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种种论断是很难动摇的。对于任何题旨进行学术研究都必须始于全面搜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这本来是学术界公认的一种工作程序，不足为异。但国翔在本书文献方面的贡献则远非一般情况可以相提并论。他发现了一部久佚的着作，而恰恰是牟宗三「现世关怀」的一个核心部分：牟宗三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一部《共产国际与中共批判》，原为台北招商训练委员会的一种教材。但此一册小书流行不广，从未见有人提及，今天已无人知其存在，以致《牟宗三先生全集》也未能收入。二○○四年国翔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它，并且立即看出它的重要性。本书第四章〈共产主义批判〉便是以它为中心而写成的专论。

　　以上两大特色保证了本书论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我从一九五○年代初便开始接触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一九七三─七五两年又在新亚书院和他共事，时相过从。但是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是在读完本书之后才对他的「现世关怀」有了深一层的认识。让我在这里回忆一下有关的往事。

　　从一九五○年元旦到一九五五年十月初，我在香港住了五年零九个月之久，这恰好是我在学术和思想上逐步走向定型的时期。在这几年中，我一方面在学校听课，另一方面到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阅览室和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图书馆，选读有兴趣的书刊。（因为那时新亚书院尚无藏书。）但同时我也受到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界期刊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国》和香港出版的《民主评论》。限于篇幅，这里祇能极其简略地介绍一下它们的背景。

　　《自由中国》是胡适一九四九年初在上海和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筹划创办的，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刊行了创刊号。自由中国月刊社成立后，胡适在美国遥领「发行人」名义，实际领导的责任由雷震承担，经费最初则由教育部及其他党政机构提供。但到了一九五三年，它已能自给自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间刊物，不再接受官方的资助了。

　　《民主评论》是徐复观创办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奉化溪口，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五月便到香港筹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当时蒋告假下野，处境相当困难，深感有必要争取自由知识人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共。刊物取名「民主」即透露了此中消息。蒋一向信任徐，让他放手去办，不加干涉；经费则来自迁台后的总统府。《民主评论》社成立后，徐以「发行人」的身分往来于台北与香港之间，编辑事务则完全由香港新亚书院三位创始人负责：张丕介担任主编，钱穆、唐君毅则「从旁赞助」。这样的安排出于历史背景之顺理成章。原来徐先生曾师从熊十力大师，与君毅师为同门，他对宾四师一向甚为尊敬，与丕介师则是多年深交。

　　两相对照，《自由中国》与《民主评论》恰好分别代表了当时大陆以外中国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前者可以称之为「五四」新文化（或新思潮）派，后者不妨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派。（一九五八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以后，此派则获得了「当代新儒家」的通称。）这两大刊物同样认同于「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秩序，也同样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体制，但由于文化观点的分歧，不但双方很快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争论竟长期持续了下去。争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这里不必也不能详说，但其核心所在则可以简括如下。据胡适在创刊号所写的「宗旨」，《自由中国》「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但在实践中，其主要撰稿人（以殷海光为首）则强调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千年君主专制的护身符，因此必须首先予以摧毁。另一方面，《民主评论》则严厉谴责以胡适为领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打倒孔家店」，走向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最后「以怀疑的虚无主义告终」，以致连他们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也全部落空了。因此他们断定当时第一要务是在西方文化对照下重建中国文化精神。而且根据「内圣」开出「外王」的逻辑，祇有在中国文化精神获得新生之后，「科学」和「民主」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如果用牟宗三的概念来表达，便是「道统」开出「学统」和「政统」。

　　这两大期刊是我当时每期必读的，而它们之间的反覆争议，都出之以锋锐的言辞，更激起我的兴趣。大体上说，由于《自由中国》的启发，我开始接触和民主自由相关的政治思想论着，逐渐摸索到一点门径。《民主评论》则引导我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日益加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由中国》的重点在宣扬现代普世价值。对比之下，《民主评论》则全力以赴地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形态，对于民主自由方面却着墨不多。（其中祇有徐复观一人时时肯定民主政治并为「自由主义」作有力的辩护。）所以我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受益于这两大期刊。
 
导言

　　余英时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理学家致力于心性之学的「内圣」方面，并不是要放弃经世致用的「外王」方面，而恰恰是要为「外王」实践建立一个正确和牢固的「内圣」基础。宋代道学家群体对于王安石的批评，根本并不在于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政治取向本身，而在于对道学群体来说，王安石的「外王」实践建立在错误的「内圣」之学之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对理学家的理解局限于「内圣」一面是不够全面的，只有从「内圣外王连续体」的意义上理解理学家，才能得其精神之全。我认为，余先生这一「内圣外王连续体」的观察和判断，不仅适用于宋明的理学家，也同样适用于现当代的新儒家以及整个儒家传统。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牟宗三（一九○九─一九九五）不仅有其心性之学的诠释与建构，同时还有其政治与社会的关怀与思考。从二十世纪三○年代到九○年代，六十年间，其政治与社会思想一直都有表达。从早年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对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探究，到晚年对两岸关系与台湾认同的申论，以及一生批判共产主义，在反省与检讨的基础上提倡自由、民主，都是力图要为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实践提供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这和宋代理学家批判王安石新学是颇为类似的。只不过在宋代理学家的心目中，作为「邪说」危害政治社会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在牟宗三的心目中，「邪说害道」的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仅占据大部分中国知识人心灵甚至一度风行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对于这种「内圣外王连续体」，或者说本内圣之学而求解决外王问题的思路，在一九五五年台北的人文友会第十九次聚会时，牟宗三已经有所交代。他说：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讲中国过去的种种道理，其目的，即在想把中国的现代化接上去，现代化是由内圣之学向外开的问题。这方面看起来很容易、实则无论实现或了解皆极难。因为懂「理」易、懂「事」难。做书生、做翰林学士易，做政治家、做宰相难。现在要做一个哲学家、科学家容易，而要做一个建国的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就很难。

　　而在人文友会的第二十一次聚会开始时，牟宗三讲得更清楚：

　　我们现在讲内圣是为了什么，这一点必须知道。过去讲内圣，即在通外王。事功，即外王的表现。所谓事功、事业、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通同是外王。现在的建国，即根据内圣之学向外开，亦即是外王。

　　因此，对于自己五十岁之后为什么会集中心力于中国的内圣之学，牟宗三一九六二年元旦于香港在其《历史哲学》的〈增订版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他说：

　　五十以前，自民国三十八年起，遭逢巨变，乃发愤写成：

　　一、《道德的理想主义》
　　二、《政道与治道》
　　三、《历史哲学》

　　三书。夫此三书既欲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则所本之内圣之学实不可不予以全部展露。

　　由此可见，牟宗三五十岁以后一系列似乎是纯粹关乎「内圣之学」、「心性之学」的着作，包括《才性与玄理》（一九六三）、《心体与性体》（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佛性与般若》（一九七七）以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九七九），其实都不是单纯理智思辨的结果，而可以说是其现实政治与社会关怀的产物，所谓「欲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换言之，至少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正是解决外王问题的现实促动，导致了其内圣之学的最终建立。用牟宗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今天重视哲学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要想对牟宗三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哲学思想，不能仅仅以「经虚涉旷」的哲学家视之。只有对其一生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有深刻的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与思想世界的全貌。

　以往对于牟宗三的研究，基本上限于他有关中西哲学的思想。即使为数不多的关于其政治思想的研究，也都是囿于哲学的取径，而且几乎都是围绕其通过「良知坎陷」而「开出」民主政治这一个方面。对于其「良知坎陷」基于误解的诸多无的放矢的所谓批判，自然不足与论。即便对于「良知坎陷」能有相应了解的研究，也往往都是仅仅论及有关民主政治的问题。至于牟宗三政治思想的其他多个方面，包括他早年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晚年对于两岸关系与台湾认同的观察、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看法、以及一生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都是以往的牟宗三研究未尝措意的。至于牟宗三的社会思想，包括他在二十世纪三○年代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独特看法，以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全面与深入的探讨，更是以往的研究丝毫未尝触及的。本书之作，就是希望对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做一全面与深入的梳理。

　　牟宗三一九二七年十八岁（虚岁十九）时，由山东栖霞中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二九年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当时的北京（时称「北平」）恰好是「显学」。因此，刚入大学并开始接触新思想的牟宗三，首先面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击。正如他自己回忆时所说：「一个混沌的青年在当时是被争取的对象」，他甚至一度成为当时沾染了共产主义意识的国民党的「预备党员」。不过，牟宗三并未像一般人那样往往为潮流所裹挟而人云亦云。他在一度为当时的左倾思潮所耸动和吸引的同时，自始就觉得「不对劲」、「异样」，于是迅速摆脱了那股迷思狂潮的吞噬。这一段经验，在其《五十自述》中有清楚的交代：

　　一个混沌的青年在当时是被争取的对象，党人大肆活动。我感觉他们的意识、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行动以及生活形态好像很异样。其中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从未有的开阔、解放、向上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也总使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那时的意识大体是共产党的意识；以唯物论为真理，什么是唯物论他们也不懂，只是那现实的、实际的意识之唯物论。这是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社会全革命的唯物论。这意识沾染了那时的国民党，而且沾染得很深。有一次，一位党人同学和另一人讨论什么问题，我只听他说你的观点是唯心论的，所以你还是错的。我当时，就有异样的感觉，为什么唯心论就是先天地错误呢？这使我有个不能像他们那样断然肯定的疑惑。

　　我当时也沾染了那氾滥浪漫的精神，但我没有仇恨的心理，我也没有仇恨的对象。我前面已说，他们有足以吸引我的地方，使我有从未有的开阔、解放、向上的感觉。这是由我那在乡村的自然生活所蕴蓄的混沌而开放。他们吸引了我，我也接近了他们那一点。他们把我列为预备党员。我暑假回家，团聚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每夜召集他们开会讲习，训练民权初步。在夜间也跑到十几里外的别村去开会。夜深了，人都关门了。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也可以睡一夜。我本我那乡村中所养成的泼皮精神去作这种活动。我发觉我很有鼓舞的力量，也有团聚人的能力。这原因很简单，诚朴、泼皮、肝胆，没有矜持的架子，还有，那是因为我读了几句书，毕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北京大学回乡，乡下人心中也是另眼相看的。但我迅速地感到在父老兄弟面前，在亲友面前，于开会时，很严肃地摆起面孔称同志，那意味总不对。那是太客观了，太政治了，太形式化了。顿然觉得我自己的生命被吊在半空里，抽离而干枯了。我也觉得父老兄弟亲友的生命也吊在半空里，抽离而干枯了，那太冷酷、太无情。事后，我有说不出的难过。直到如今，我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惭愧，疚仄，好像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污点，好像是我做了极端罪恶的事情。我迅速地撤退。我让那预备党员永远停留在预备中吧！我不要这党员。再加上他们从上到下一起在迅速地转向，我和他们的距离愈来愈远。他们那气味我受不了。那些不对劲的感觉一起发作。

　　牟宗三这里所谓的「党人」，还是国民党，尚非共产党。但如他所说，当时的国民党受到了共产党很深的渗透，共产主义的意识非常普遍。他的这段经验，应该是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刚刚升入北京大学不久的事情。而他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异样」而「迅速地撤退」，应该是非常短暂的一段经验。因为在一九三一年时，他已经在当时的《北平晨报》上正式发表了批判唯物辩证法的文章：〈辩证法是真理吗？〉这与他在这里的自述恰好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可见，牟宗三独立运思的开始，正是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省。

第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批判
 
一、引言
 
晚清以降，在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中，影响最大并切实改造了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学说，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学的产生自然有儒学传统内部的原因，但无疑也是对西方思想的回应。事实上，作为当代新儒学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牟宗三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自觉地回应。这也是研究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牟宗三与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本章即专门考察牟宗三对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牟宗三一生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也正是建立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解之上。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有势力的社会思潮。那些向往通过革命来使中国迅速步入现代国家的知识青年，尤其是不以纯粹学术研究为然而热中于投身社会运动者，几乎无不对马克思主义趋之若鹜。正如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亲历者郭湛波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所谓：「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同样是见证人的孙道升（一九○八─一九五五）将当时的哲学界分为两系八派，他在论述「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时也指出：「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薰染，马上都会变为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肩的。」身在时代思潮之中的牟宗三，自然也免不了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在北平念书的时候，坊间的书店，满坑满谷都是左倾的书。北平在当时是最左倾的。从那个时候，共产党那一套ideology就征服了中国。」「照我个人讲，当我在学校读书时，左倾的思想满天下。那一套ideology，我通通都读。……那时候我把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通通都拿来读，它有一定的讲法，我也很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牟宗三可以说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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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早就想找了！牟宗三先生的思想，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探讨，一直是台湾知识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他心性论的介绍，觉得非常深刻，但总觉得在现实应用层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他的思想能否提供更直接的指引，我一直很好奇。这本书的书名“智者的现世关怀”，就直接点出了我的兴趣所在，让我觉得不只是理论探讨，更是对当下台湾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我特别想了解，在面对民意起伏、价值冲突以及民主制度的挑战时，牟先生的思想会给出什么样的启示。是像过去那样，从儒家伦理出发，强调个体修养和道德责任，还是有更具象化的社会结构或政治实践的构想？这本书会不会触及到我们近期一些重大的社会议题，比如年轻人对政治的疏离感，或者是不同族群间的对话困境？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牟先生的学说，让像我这样不算非常专业的读者也能有所收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象牙塔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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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的期待，更多是源于它可能提供的“解方”。台湾社会近年来，感觉好像在进步的路上，也面临着不少困境，比如说，民粹主义的抬头，价值的极化，甚至是对传统价值的迷失。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以其深厚的儒家根基和现代性的转化，在我看来，应该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别于西方思潮的视角。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否会分析，在当代的政治论述中，我们常看到的“身份政治”、“集体认同”等议题，如何能够被纳入到牟先生的“道德政治”框架下进行理解和反思？他对于“民主”的理解，是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还是更深入地探讨了民主背后的道德基础和主体性建构？我希望这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种能够激发读者思考，甚至引发社会对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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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听起来非常吸引人，因为牟宗三先生在台湾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哲学思想对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本书是如何将他那些宏大的形而上学和心性论，巧妙地转化为对具体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分析。我总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就看他如何能解释和回应他所处的时代。台湾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从威权统治到民主化，再到如今的多元社会，这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挑战。我很好奇，牟先生的“良知”和“道德实践”的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具体会如何体现？这本书是否会探讨如何建立一种既尊重个体自由，又能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秩序？我很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牟先生思想的“生命力”，那种能够穿透时空，依然对现实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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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很吸引我，是因为“现世关怀”这四个字，让我感觉不是那种纯粹的象牙塔里的哲学探讨，而是更贴近我们生活的现实。牟宗三先生的学问，我一直觉得是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他所强调的“道德的绝对性”和“政治的合理性”，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引人思考的点。我好奇的是，在这本书里，作者会如何解读牟先生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法治已经成为普遍共识，那么“德治”的思想，在今天还有存在的空间和意义吗？它能否为我们解决一些程序正义之外的，更深层次的社会信任和道德危机问题？我希望书中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或者是在解读理论的同时，也能穿插一些对台湾社会现实的观察，这样会更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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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思想家，不仅要看他的理论体系有多么庞大严谨，更要看他能否切入时代的核心问题，并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尤其是他晚年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部分。这本书《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光看名字就让我觉得，它可能触及到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些困惑。比如，在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哪里？在追求进步和变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维系那些能让社会稳定和有序的基石？这本书会不会深入探讨，牟先生所提出的“道德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寻求一种平衡？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更深邃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挑战，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考路径。